电影哲学，而不是关于电影的哲学——读《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从抢劫犯到蓬皮杜总监，富有传奇色彩的贝尔纳·斯蒂格勒也是德里达之后当今法国哲学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技术与哲学》一至三卷都已经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国内。

这第三卷虽然写于前两卷之后，但也可以独立拿来阅读，作者也提到：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卷可堪用作前两卷的“最佳引言”。

和前两卷的副标题（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迷失方向）相比，新近出版的第三卷副标题（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看起来更具体一些，至少看得出来与电影有关。中文版封底的简介说：“作者在书中指出，当电影向电视转变之时，象征工业与物流工业实现了整体化，使对全部市场的控制，以及对涉及综合的全体意识流的控制成为可能。”

看了标题和“简介”，读者也许会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关于电影的艺术哲学思考，或者某些类似于对大众媒体的文化批判这样的著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翻读之后肯定要大呼上当了——这都在说些啥？

事实上，这是一部如假包换的哲学著作，风格上兼具古典哲学的晦涩和后现代哲学的飘逸，换言之，它非常非常难啃。对于最专业的哲学学者而言，它恐怕也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在这一卷中，斯蒂格勒谈及了几部电影，但更大的篇幅事实上被用来评述几部最经典的哲学著作——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技术与时间》也可以看作是它们的续作。和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着的哲学传统一样，斯蒂格勒关切的是哲学的“大问题”——关于真理与本质，人性与世界，生存与死亡，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但哲学的“大问题”与电影何干呢？事实上，电影在这本书中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而绝不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噱头。不过电影并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哲学反思的“课题”而登场的，与其说电影是本书反思的对象，不如说是反思的媒介或出发点——“透过电影思考”。

斯蒂格勒说道，本书的“核心目标就是从‘意识犹如电影’这一角度出发，重新阐释这一批判时刻”——也就是重新阐释“康德的图型法以及引出图型法的先验演绎”（中译本第7页）

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科学哲学”时，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思考（Philosophy of Science），二是一种把科学置于出发点的哲学品格（Scientific Philosophy）。很显然，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或电影哲学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的。

你可能会疑惑：这样一种从技术出发的哲学如何可能呢？特别是，从电影这样一种新近才出现的技术出发，竟能够去解答那些最古老的哲学大问题吗？但现代科学同样是一种新近出现的东西，然而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一种以现代科学为立足点的哲学形式，却更难理解哲学竟可以立足于电影。

这种差别牵涉到某种古老的对立：技艺与科学相对立，技术物与自然物相对立，前者是某些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而不是追求确定性的理论科学所应关注的领域。哲学或科学被认为是追求那些永恒的确定之物，而与充满偶然的技术发展史无关。

于是，当代技术与科学相结合这一事实，“对于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第251页）这一吊诡的事实逼迫我们重新审视技术和科学的本质。斯蒂格勒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洞见，例如，他认为与其说技术成了“应用科学”，不如说是科学成了“应用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才是科学的基础，技术发展史从此成了一个先验哲学的课题。

先验哲学关注先于经验而使经验成为可能的东西。在康德那里，先验的东西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康德用“图型法”展示了主题构建客体的方式，自我的统一性保证着经验对象的统一性，知识通过“三重综合”（领会的综合，再现的综合，认定的综合）而达成。

而斯蒂格勒认为康德在“三重综合”学说中发生了混淆——他在谈论领会的综合时误以为自己在谈论再现的综合。而这一混淆恰好需要到第三综合中寻找根源。

斯蒂格勒认为三重综合对应于三种持留（滞留）方式，或者说“三种记忆”，第一记忆是对“刚刚过去”的持留，例如聆听一段音律，听到一句话时，我们能够把它领会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音符，这有赖于刚刚过去的音符仍然有所“滞留”。而当听过这段音乐后，我回想起它，它在我的脑海中再现，这是第二记忆。而第三记忆指的是纸张、唱片等能够持留住这段记忆的技术物。

“第三种综合对前两种综合进行配置和剪辑，使二者成为同一个独一的时间流——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就使‘意识犹如电影’，投映到它的未来时刻。”斯蒂格勒指出，“康德本人的意识流的统一性是在他的每一卷著作的写作工作的过程中形成并构建起来的。”（第59页）

从来不懂得写作的人整理自己思想的方式与处于书写文化中的人是不同的，文盲较难形成概念化的反思逻辑，难以把单词看作某种柏拉图式的独立自存之物，更不可能进行康德这般运用结构繁复的长句进行精巧的推理。即便是口语本身也是某种外化的技术，说出的话可能在他人那里被持留和复现。恰恰是依赖于这些实际的或潜在的“外化”过程，统一的自我意识才得以构建起来。“意识若要成为某人所拥有的意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该意识能够以某些痕迹的形式外在化和客观化，同时通过这些痕迹，使其他意识能够进入该意识。”（第62页）

时间和空间诚然是经验对象得以呈现的背景，但这种时间与空间并非某种抽象悬空的数学关系，而是由技术（斯蒂格勒所谓代具）呈现的：一袋烟功夫，一步之遥……比数学化的时间和空间更为基本的是人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一点早已由海德格尔揭示了。但斯蒂格勒指出海德格尔忽视了自己已然触及的洞见，“最终将‘世界的历时性’排斥在外”（第218页），他纠缠于概念史却遗忘了技术史，也“完全忘记了要对教育的存在论特征进行思考”。（第217页）

教育构成了一种“内化”的过程，我们首先是在某个现实的、后天的技术环境之中，学会了言说、书写和画图，学会了阅读、聆听和观赏。经过教育，这些外在技术的结构内化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先验想象力——使我们能够在脑海中画出一条线，进而构建空间，那么这种能力作为几何构建的基础，应该离不开在实际空间中用手画出一条线。”（第72页）先验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后天习得的。“后天的代具性综合是‘先验的’，但同时它仅仅存在于技术发明史的‘后天性’的条件中并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第190页）

一方面，人类能够创作并观看电影，这暗示出某种人类灵魂的运转“机制”，人类意识就是某种“蒙太奇”。另一方面，以电影工业为代表的现代记忆术正在构建着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世界经验，“好莱坞已成为全球图型法之都”（第14页），因而是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存在之痛”问题的切入点。斯蒂格勒向我们展示了一条独特的哲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