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历史”和历史学的目的

去上海交大参加完“冬至会议”回来，接触了上海科学史界的师生，顺便带师兄师弟逛了逛上海，虽然消耗了一个包含基诞节的周末，不过还算值得。

回来后吴老师让我们谈谈感想，我说感觉上海的科学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少哲学。当然这从好的方面来说，意味着这种科学史比较“纯粹”，就是为了搞清楚发生了哪些事情，记录下来。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历史缺乏超越史实之上的关切，或者说哲学的关切——关于“我是谁”的关切。

这可以说是北大的科学史，或者准确地说就是吴门的科学史的特色之处，哲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共享着北大文科的传统氛围。这种条件是其它从工科学校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史或科学哲学专业所不能具备的。

所谓哲学与史学的结合，显然不是指在历史考察中更多地关注哲学文本的内容，而思想史也未必是一种把焦点集中于思想理论内部的“内史”。相反，哲学的史学也可以以技术器具、社会关系和实证数据为关注内容。然而，史学的“内容”并不就是史学的“目的”。

这种目的与内容的分离也就是我一直在诠释的某种现象学的反思方式，或者说媒介哲学的反思方式。也就是说，我既不是完全穿透媒介去注视内容，也不是丢掉内容而把媒介变成对象来关照，而是在透过媒介关注内容的同时对媒介进行反思。也就是说，我真正关切的既不是那些具体的历史内容或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先后、因果关系），而是这些历史究竟何以可能如此呈现的内在根源。

这次东林师兄的“数学史：辉格史到思想史”一文很有启发和共鸣。东林师兄引用克莱因（Jacob Klein）的“意向历史”的概念，并阐释了这种历史学的目的：要实现一种“回到根源”的研究。胡塞尔肯定几何学这样的科学具有“理念的客观性”，它可以跨越文化和时代被人们普遍地理解。但几何学仍旧是历史性的人类的发明创造，这种客观性是有起源的，在最终悬浮于生活世界之外的现代科学之前，科学有其生活世界的根源。要揭示这种根源，可以通过对个体经验的某种心理学的反思，或者也可以通过某种历史学的反思来进行。当然，胡塞尔迫切地要反对心理主义，同时也不会认同历史主义，这恰恰是因为胡塞尔的方针和他们过于接近，胡塞尔力图避免陷入某种草率的怀疑论或虚无主义，但是就基本方针来说，现象学与心理主义或历史主义是共通的——人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或时间性的存在——理解自己也就是要去理解自己的“起源”。

吴老师点评东林师兄的时候说他花了过多的时间讲了不适合于在场听众的现象学，吴老师认为应该多讲那些听众能听懂的部分。不过我倒是觉得东林师兄不妨再多讲讲哲学的部分，事实上这种南北交流的会议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够互相了解彼此的差异，而哲学的关切恰恰是东林师兄、哲然和我，也包括吴老师本人与大多数听众的差异所在。事实上这也是在场师生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工作的焦点所在，当东林师兄辩解时说出历史学应该有更高的目的，并最终说出“认识你自己”这样的哲学使命时，我感觉在场的许多师生是惊讶而难以理解的。如果着重于那些更容易互相理解的内容，虽说也可能收获到中肯的批评，不过交流的意义就不大了。

我在报告我那篇印刷术论文时，一开始就声明了我其实是做哲学的，这次参加科学史会议的论文只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这样说倒不是出于回避批评的意图（虽然我表达谦卑和惶恐的措辞也许客观上构成一种逃避），而是希望在场师生能够更多从哲学的角度来衡量和理解我的文章。事实上我的待遇还算好，东林师兄和哲然的报告都遭到了更加强烈的批评。评论的焦点要么在史实方面，要么在因果性方面。

但对于一篇历史叙述而言，除了呈现史实和暗示因果关系之外，还有其它的可能性吗？我在印刷术的论文中提到了我并不试图揭示印刷术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是把印刷术当作中介或媒介，探究一种“联动”关系。点评老师批评我这个声明是一种自信不够的退缩，认为我后文其实还是在谈因果关系。但事实上，我的确不是在表达一种退缩，我的用意在参考了东林师兄的引述后变得更明确了：即便我我似乎确实是在印刷术与现代科学之间揭示一种类似前因后果的关系，但这个“前后”却并不是针对实际的历史过程，不是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时间轴中的先后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某种内在的“意向历史”中发生的。这种意义上的“发生学”（如果我可以暂时借用这个神秘的术语的话）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也未必能够精确地在客观的历史中重现。当然，这种关系也并不是逻辑学上的关系。这是一种更本源的先后关系，它并不是用来解释任何形如“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试图解答“如何‘是’”的问题，试图呈现出“呈现”是如何可能的。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在意向历史的意义上，印刷术要先于文艺复兴，尽管在客观历史中被我们追认为文艺复兴开创者的人要早于古登堡；同样地，（哲然报告的）线性透视法要晚于托勒密的古典天文学，尽管古代天文学家所掌握的星盘制作技艺中，在现代人看来就蕴含着透视原理；（东林师兄提到的）关于数是什么的意向形式的改变导致了代数的起源，尽管在现代人看来代数关系早已是古希腊某些几何命题的实质。

即便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在古希腊人的某些几何命题是对于某些代数关系的表达，但并不意味着那些希腊人就已然把握了这些代数关系；类似地，即便说希腊人制作星盘时看起来就已经在使用透视法的原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已经领会了透视法。在客观的历史顺序中，代数的结论先于代数学出现，透视法的自觉晚于透视法的运用，这些都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