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雷击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是难以预测和把握的，但是，人们可以弄清哪种条件更容易诱发雷击。从而安置避雷针等设施以引导可能的雷击。科技创新也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人们可以努力营造适合创新的环境条件，促进创新的发生并且更有效地发挥创新的作用。
那么，何以营造有利创新的科技环境呢？我认为，这首先要求坚持某种“宽容”的态度。
宽容的态度适用于许多问题，此处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初步的讨论“
对“失败”的宽容
“人们要创造一个新东西，一开始遭遇失败是理所当然的。”（[2]，p1）
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创新总是对旧知识、老惯例的超越或颠覆，如果事先能够确定成功，那只可能是按部就班地做事。所以，创新必然伴随着失败的可能性。
同时，人们都能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的经验对于成功简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创新中的失败是不可预测的，从而从失败中学习经验恰恰是避免失败的最有效的方式。
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但现实中，人们仍总想回避失败，总结科技成果时只是陈列那些“成功”的研究，而更多的“失败”则总是被忽略掉，这使得后来人经常不了解那些已经在前人那里失败过许多次的研究，从而花费过多原本不必要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在那些已被尝试过的错误的路线上。
“把失败作为耻辱和扣分的对象，只能够隐瞒已发生的失败使之成为更大失败的种子。”（[2]，p155）成功的研究当然值得公开，但失败同样应该公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更应当被重视——尤其是那些造成巨大损失的或者酿成悲剧惨祸的严重错误。其它的失败的科研也都需要更多的关注，对失败的反省并做出相应的改进是取得突破和创新的捷径！
我们目前尚未习惯对失败的研究报以宽容，例如在评价钱学森先生的科研功绩时，对钱老关于指导“人体科学”研究的事迹一般讳莫如深，而有些提起的人，要么以之为羞耻，要么以此为中伤，这些态度都是不健康的。诚然，特异功能的科研毫无成果，确实可谓“失败”，但失败的研究不一定没有意义。科技创新需要宽容失败、重视失败，如果后人可以从失败的研究中能够学到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那么即便是失败的探索，也可列入科研功绩的一部分，而不该去回避它或指责它。
对“无用”的宽容
我们知道科技创新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提高生产力，然而，若以生产力为目标去催动科技创新，却是陷入了误区。
科技创新的价值往往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充分地显现的，越是革命性的创造，由于它是突破常规的、超越时代的，它的巨大影响越是不容易较快地被人们发现。例如电、电话、计算机等等都是如此。另外，基础理论的研究乃是保证技术革新可能实现的前提条件，然而基础理论的成果往往不会立即产生技术上的突破。
历史上，理论与技术的关系是变化着的：在古代，尤以古代中国为典型，技术的发展要领先于理论；在近代，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的科技，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大致同速；到了现代，虽然技术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但注意到：理论已走在了技术的前头，基础研究超前于技术并且带动着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只能在纸面上，用数学表达，看不到其带来实质效益任何可能，然而，恰恰是这些“无用”的研究才是科技发展的浪尖、最前沿，引领着技术的进步，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上的创新，理应给予比那些在生产和效益方面做出的创新相等的甚至更高的重视和鼓励，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凭可见的效益来评价科研成果，
当然，对从事开创性研究的第一流科学家而言，赢得承认并非主要目的，不过，对那些试图利用其先进科学成果的其他科学家和其他人而言，科学承认又显得极为重要。事实上，现在科学奖励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引导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1]，p155）
对那些眼下不太可能推广，应用或暂时不会产生经济价值的科学发现，由于无法获得指日可待的财产回报，应当通过其他一些奖励机制而予以肯定。当然，这种奖励的对象必须谨慎选择，以确保有才学者真正从中受益。例如，应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满意的工作环境，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并且，绝对不把这种待遇与其发现的最终商业价值联系和挂钩。（[1]，p155）
对“懒惰”的宽容
普利高津1986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说时，讲了一则“懒蚂蚁”的故事：
昆虫社会行为研究者们发现，蚂蚁群体中总有少数“懒蚂蚁”，它们不参加搬运已经发现的食物，老在那里东游西逛。……经过深入研究，人们才明白这是蚂蚁社会长期演化的结果，原来，这些“懒蚂蚁”是寻求新食物源的尖兵。没有它们的劳动，大批蚂蚁就会在搬完一处食物后窝工。（[6]，p28）
人类社会中的基础研究工作者是认识大自然的尖兵，也往往被当作“懒蚂蚁”。事实上，那些做出伟大创新的科学家们往往正是“懒惰的”，因为创新活动并非按部就班的流水作业，再伟大的科学家，在一生之中能有那么一小段时期做出了几项伟大的突破，就足够了不起了，而更多的时间则是经验累积（包括阶段性的成功和大量的失败）的阶段，乃至于是一无所成的阶段。除了探索过程中必要的失败以外，在实验室之外的生活也是科学家们人生的一部分，正所谓智慧出自闲暇，尤其是需要依赖灵感的火花的科技创新活动，若是成天为生计为饭碗奔波忙碌，精神紧张，也很难创出新来。
科技创新是逼不得的，这要求给科学家以宽松和自由的科研及生活环境。当然，在紧急状态或非常时期，“有效使用既有知识，也许比开发十年后才可用的信息重要得多。就此而言，在紧急时期更多地将相对理论化的基础研究，转变为创造性较小，但更直接实用的高度组织化的研究，这种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只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因为这就像一场紧张激烈的短跑，而非远距离的马拉松。”（[1]，p106）
短跑与长跑有不同的策略，在百米短跑中，运动员甚至是不需要呼吸的，憋足一口气把积蓄一下子爆发出来是最佳的策略；但在长跑中则要求控制节奏、有张有弛；而如果是翻山越岭的远程跋涉，则需要走走停停，绝不能一路猛冲。以“短跑”的策略，确实可能在短时间内“逼”出重大的突破，例如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是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度组织化、定向化研究的典范，其成功受到世人瞩目，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高度组织化的研究不能维持长久的创造力，要始终保持创新的活力，营造宽松和自由的科研环境是更重要的。
大学校园可能是科学家研究与生活的最佳环境之一，因为同时以教师为业的科学家们，不仅可能在于学生的交流中互相启发，更可以给他们一个“懒惰”的余地——在校园里教学的科学家并不需要三天两头发表论文才能保住饭碗，这使得他们在缺乏创新的积累时期拥有更宽松、更自由的环境。现今对大学教授的评价中越来越多地重视论文数量而轻视教学工作，教授们为了SCI数量疲于奔命，这对于酝酿真正重大的创新而言是十分有害的。
对“动机”的宽容
科学家并不都是工程师，工程师并不都是机器人。许多科学家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研究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知识产出活动，而更像是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真正令人激动不已的不是获得诸多殊荣的研究成果，而是无人知晓、无法预知的研究过程。在谈到当前研究生的教育问题时，北大许智宏校长不无忧虑地问道：“现在有多少学生能享受到科学界不断追寻和探索、从快乐到苦恼再到快乐的循环式生活呢？有多少学生能体味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快乐呢？”（《中国青年报》2001年5月24日）（[4]，p 4）
从许多大科学家们的言谈中可以体会到，他们之所以投身科研活动，首先是把这项事业视作最大的快乐，量子物理学家玻恩说道：“我一开始就觉得研究工作是很大的乐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享受。……也许，除艺术外，它甚至比在其他职业方面做创造性地工作更有乐趣，这种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它是一种哲学上的乐事。”（[7]，p220）爱因斯坦所说的：“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宗教感情的人。”（爱因斯坦：“科学的宗教精神”）指的其实正是这种在追求真理获得至上愉悦的强烈情感。
大数学家维纳指出：如果我们想发现或培养真正的科学家，最好能从童年时代起，就让他们有机会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奉献。那些对自然抱有深刻好奇心且不愿意为其他因素打扰的人，必须在他被“活得更好的报酬”这种世俗的价值观俘虏之前，早早地树立献身科学、不谋私利的志向。（[1]，p38
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乐趣对于科学研究应是最佳的“动机”了。若以“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动机做科研，当然也很好，但其可能激发出的创造力大概比不上那些以探求自然之秘为主要动机的科学家们。当然，以名誉、金钱为动机就更糟糕一些。
不过，无论是以什么为动机，只要是真正投身其中，为此付出极大的热情，对于科研而言都是相当有益的。当然，以征服、以侵略等邪恶愿望为动机的科学家应当受到制约，但如果其动机是健康的、无害的，无论是求真、求善、求美、求名、求利、求不朽等等，都应当予以宽容，甚至加以鼓励。可能促进创造力的热情之源不是单一的，没有必要把某一条动机强加给所有科学家接受，也不宜因为不认可他人的科研动机而拒绝接受他们。例如从牛顿、波义耳直到今天的相当一部分西方科学家们正是以对上帝的追求作为他们科学探索的动机的，许多无神论的科学家们对那些科学家中的宗教信徒心存轻视，然而在事实上，那些科学家的个人信仰不仅不一定会妨碍他们的科研成就，或许也可能对他们的科学探索有所促进。即便是错误的目标也可能产生有益的创造，例如在近代，“对永动机的探索最终导致了这些奉献者们对静电、表面张力、电磁和流体静力有了更充分的认识。”（[5]，p33）对于科研成果的检验当然只能用科学的标准，但从事科研活动的动机却可以是非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名利的等等，开明的科学家们应当互相宽容、互相理解。
参考书目
[1] [美]诺伯特·维纳：《发明：激动人心的创新之路》，赵乐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2] [日]畑村洋太郎：《失败学》，高倩艺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3] [美]卡尔·J·辛德曼：《乐在科学——科学卓越性及其回报》，孙杰田华峰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4] 吴国盛：《自由的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5] [美]约翰·H·立恩哈德：《智慧的动力》，刘晶肖美玲燕丽勤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6] 刘华杰主编：《“无用”的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7] 吴国盛主编：《大学科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006年6月10日
最新评论
- 古
2006-06-10 04:10:07
这是为赵光武老师的“现代科学与哲学”期末考试所准备的文章，略微改变了一下我的写作风格，不过基本上还是写了我真心认可的想法吧，我已经很久没有“混”过作文了，写得好不好不管，关键是每篇文章都要诚实。
- 古
2006-06-10 17:17:54
完蛋了，彻底死掉了……
明明这门课的最后三五门讲座讲的都是“创新”主题，他们讲创新的老师们也都和复杂性科学没扯上多大关系。但当赵老师听到我的题目时，竟说单写创新不行，要牵扯复杂性谈……
本来想着那种自定主题的开卷考无非是写好论文拿去抄罢了，何不直接交论文，没想到轮到我头上真搞了一回临场发挥，把这篇论文改写了至少三分之一，题目换成“系统观对促进科技创新的启示”，总算勉强与系统科学扯上点关系。好在“系统观”是凌驾于辩证法之上的“万金油”，扯上也不难，问题是论文似乎变得不伦不类。
临场只带了本“创造力手册”，还是忘记从书包里拿出来的，里面恰好有“系统观与创造力”的章节，用了一点，要不然就更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