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反科学吗？

中国科学报的约稿，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9年1月28日第1版

最近，教育系统内有两件事情引起热议，一是广西北海艺术学院的“雷人试卷”，二是孙楠夫妇把孩子送去读“国学班”。

这些事件并非偶然的孤例，已经有评论者把它们和“权健”联系起来，背后都体现出某种“反智主义”的泛滥，或者说公众科学素养的缺失。

搞出雷人试卷的学院，一方面崇尚“女德”，另一方面会认为wifi造成脑溢血；各种国学班一方面也强调女德，另一方面则轻视数理化科学教育；权健等商家一方面打着复兴传统医学的旗号，一方面抵制现代医学的科学成果。

我们看到，弘扬国学似乎总是与反对科学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崇尚科学的人，想必是一定要反对国学了。

但这种国学与科学相对立的态势本身，也许自始自终是一种错位。所谓“国学”本应在教育系统中成为“科学”的补充，但由于一群猪队友的努力，反而让传统文化变得臭名昭著了。

在我看来，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内占据的份额不是太多了，而恰恰是太少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一教育维度的欠缺，导致了科学素养的欠缺。

我说的这个教育维度，在西方叫做“liberal education”，在中国被翻译成“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但其字面意思其实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相对，教授的是那些并不直接指向职业或实用的东西。西方的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哲学传统等等科目，都是“自由教育”中的重要环节。

“自由教育”可谓是西方人的“国学”，它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教育系统，在启蒙时代一度没落，而在19、20世纪又有所复兴。

为什么荷马、柏拉图、西塞罗等数千年前的经典，仍然值得21世纪的学生们去学？而且这种教育何以能够与现代科学并不抵触？这就要从“自由教育”的定位说起。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给出了如此描述：“自由教育的理想是，促使人们思想开放（open-minded）并避免地方主义、教条主义、偏见或空想；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所自觉，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意识到自己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总之，顾名思义，“自由教育”的主旨是“自由”，意在培养人们能够独立地、批判性地思考和行动。

与此相对，“专业教育”传授的是客观的、有用的东西，一个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人，就可能在某一特定岗位上胜任他的工作，如果他服从安排、任劳任怨，那么他就可以做出很好的成就。但问题是，仅靠专业教育，仅靠传授客观的科学知识和实用的技术能力，只能培育出合格的“螺丝钉”，却无助于独立人格的培育。而这方面，正是“自由教育”的使命。

所以说，理所当然地，“自由教育”之所以还在教授几千年前的传统经典，并不是因为这些经典仍然在提供客观的、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柏拉图比爱因斯坦高明，所以我们才值得去读柏拉图。恰恰相反，“自由教育”的定位就是“无用”的教育，旨在让人们从追求功利的、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主义中超脱出来，在一个不同的维度上去反思自己的位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从实用性角度看，传统经典确实早已过时，他们都有着各自时代的局限性。而恰恰是这种时代局限性成就了它们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走进他们的时代并跳出我们自己的时代，在时代的碰撞之间，在思想的交锋之间，我们才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更恰当地定位我们所处的位置。简而言之，阅读古典不是为了否认进步，而是为了理解进步——我们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被时代浪潮裹挟着前进的身不由己的螺丝钉，而是需要获得更超然的视野和更宽阔的胸怀，那么，在专业教育之外，通过自由教育去接触古代经典，就成了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了。

而这种定位下的自由教育，自然也不可能与现代科学发生冲突，因为人们一开始就并不否认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而是说，恰恰是因为现代科技“太有效了”，因而让功利主义压倒一切，让人们满足于工具理性而放弃了反思和批判。人们致力于不断提升效率，却忘记去反省初衷和目的。比如在基因技术等领域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人在不断提升技术能力方面并不落后，但是在究竟为什么要发展这一技术的人文关切方面，却缺乏反省。

说到这里，我们立刻发现许多人对“国学”的定位恰恰相反——学习传统文化并不是旨在培养“自由”，反而总是为了培养“顺从”；而抵制现代科学也并不是因为“反对效率至上主义” ，相反，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产品比现代科学更加“有效”。

我们亟需发展“自由教育”，而中国人的“自由教育”，自然不能也是只去读柏拉图和西塞罗，一个中国人想要去定位“我们从何处来”，想要在历史和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也需要去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去阅读中国的古典学问。但是这些教育的主旨是自由而非顺从，在这个意义上，“国学”的复兴甚至还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