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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斋老蒋
费耶阿本德语录5
“自然环境的灾变、战争、完善道德体系的崩解和政治革命等也将改造成人的反应模式、包括重要的论证模式。这种改造有可能是一种完全自然的过程，而理性论证的唯一功能也许在于这样的事实：它增加了心理紧张，而这种紧张是行为爆发的前导，并且是引起这爆发的原因。”（反对方法，2）
“从对思想和行为间关系的分析，也可看出，在我们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增长中，兴趣、影响力、宣传和洗脑技巧所做的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人们通常的估计。人们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对新思想的清晰而又明确的理解是而且应该是以对它们的表述和对它们的带规定性的表达为前提的。……然而，这无疑不是小孩发展的方式。他们使用语词，组合它们，玩弄它们，直至他们领会迄今尚不知道的一个意义。而这最初的游戏活动是最终的理解行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在成人身上，这种机制没有理由停止起作用”。”（反对方法，3-4）
古雴
“人们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对新思想的清晰而又明确的理解是而且应该是以对它们的表述和对它们的带规定性的表达为前提的。”——似乎费老所设定的对手显得比较肤浅……规定性的表达或者说明确“定义”当然不是把握观念的“前提”，似乎我没有见到过哪位严肃的哲学家会如此主张。有一些强调逻辑和定义的哲学家的主张恐怕更接近于：对新思想的清晰而又明确的理解是而且应该是以对它们的表述和对它们的带规定性的表达为“标志”的。这种“标志”是你“学会了”以后将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你对思想之把握程度究竟如何的一种“展示”。就像发烧是生病的标志，发烧越重通常意味着得病越重，但发烧并不是得病的“前提”。（补：人们不是凭借发烧而感染疾病，而是通过发烧展示出疾病之已得；正如人们不是通过明确的表达而获得理解，而是通过明确的表达展示出理解之已得。）因此那些重视规定性表达的毋宁说是：尽管成人与儿童在学习方式上没有根本区别，然而之所以说成人比儿童成熟就在于成人“学会了”、掌握了更多，而这种成长体现在他们更善于运用规定性的表达和清晰的逻辑。
“最初的游戏活动是最终的理解行动的一个必要前提”——这里似乎费老仍然把理解行动与游戏行动看作两种活动，或两种层次。然而“理解行动”也是一种游戏，如何表达对于语言的理解也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
在哲学传统中，“清晰表达”正是“理解”这一游戏的规则，展示我对于某种思想的理解的方式就是“清晰表达”、用确定的语言进行重述，这就是“哲学”这一古老的游戏的规则。当然这一规则是可以变更的，比如说以确定的实践行动作为理解思想的标志。不过这取决于对“思想”之意义的理解。如果说认为“思想的意义在于指导（现实的）行动”，那么对于思想的理解最终就要看你如何采取行动来见分晓。但是如果认为思想的意义只是思想本身，或者说思想只是对现实的刻画等等，那么对思想的理解就不需要落实到现实的活动中。当然对思想的理解仍然是一种行动，是一种游戏，但是这种游戏还是继续通过思想来玩。
小孩发展的方式是这样的：
一开始，他们只会玩最单纯的游戏，没有什么规则，没有多样性，只会拿着一个玩偶或任何一个物件摆弄来摆弄去，翻来翻去，咬一咬，摔一摔，总之是折腾来折腾去，在这种游戏中开始建立起了与世界的关系。（动物的游戏方式也差不多）
后来，他们玩的游戏越来越复杂，它们可以把几块木板拼接起来，把几个玩偶放入同一个场景之中（比如让它们打来打去），进而甚至让玩偶们各领角色，玩过家家之类的游戏。
再后来，他们玩更复杂的游戏，这个游戏可以有一整套丰富多样的元素组成，还可以与其他朋友一起玩。
最后，他们可以玩象棋之类需要高超思维能力的游戏，还有数学、哲学等等极为复杂的游戏形式……
在这“成长”的过程背后的是什么？是什么元素使得游戏越来越复杂多样？——一个词：“规则”。在游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规则被发现和修订，规则体系越来越完善复杂，因此游戏也越来越复杂多样。
人们总是在游戏的过程中更改规则，然而如果仅仅是否定规则，而不去对规则作出更完善的修订，那么结果只能是游戏的退化——尽管“规则”或者说“教条”的存在是对游戏中“自由”的限制，然而如果单纯地取消它们而不加以修订的话，游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丧失。
顺便再说两句~~
“使用语词，组合它们，玩弄它们，直至他们领会迄今尚不知道的一个意义”——这无疑就是思想的本质。思想家就是以“概念”为积木玩游戏的孩子。看到吉尔·德勒兹说哲学即爱智慧就是“概念的情人”，就是创造概念的艺术家，也有点类似意思。
然而，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门学问，无非都是拿概念为积木玩游戏，哲学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哲学这一游戏的特色就在于它以对游戏规则的修订本身作为游戏——一般科学家只是在现成的游戏规则下玩游戏，做较量，而哲学家较量的是：谁能修订出一套更好玩的游戏来？
在这里的“哲学”并不是指一个固定的职业，事实上任何玩游戏的人都有可能边玩边修改规则，而哲学也正是渗透在任何学问之中的。然而作为一个专门学问的哲学，它的本职任务就是要修订游戏规则，不同的哲学家之间的较量并不是在同一套规则下互相博弈，而是各自拿出自己的一套游戏方式来较量高下——谁修订的游戏更好玩？谁修订的游戏更耐玩？谁修订的游戏拥有更丰富的进一步修订的可能性？……有些游戏难于掌握却很耐玩，有些游戏异常简单然而又不耐钻研，高下胜负自有玩家评判，但无论如何，哲学家可以在自己的游戏中自得其乐。
游戏规则的制定要讲究清晰性、一致性，如果明显地自相矛盾或含混不清，游戏就玩不好。不过这并非是绝对的要求，维特根斯坦就举例说过：一个被玩了几百年的棋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在某种特定的形势下会陷入规则间自相矛盾的窘境，难道说这一矛盾的出现使得之前几百年所进行的游戏都毫无意义了？当然不是，以前的游戏当然还是游戏，而将来如果人们不刻意追求再现这种矛盾，游戏还是可以继续玩下去，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修订一些规则使得游戏更加完善，但如果过于冗杂的规则导致游戏的可玩性下降，我们也大可以选择不进行修订。因此说严谨性和一致性确实是制定规则的重要要求之一，但并非绝对的要求，关键的关键永远是：要让游戏变得好玩。
哲学家就是游戏的设计者，游戏规则的修订者。维特根斯坦指出，规则是不可能被从无中发明出来的，规则总有其来源，总是由原有的规则的整理、修订、组合而得。而且我们总是在遵守着某些规则，进而才能够发现规则，改变规则。原有的规则系统可能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因此令那些被强迫参与游戏的人倍感气愤。而他们没有办法遵守不合理的规则在棋盘上玩得顺心，那就只好干脆掀翻棋盘：老子不玩了！不过真正的哲学家不能止步于此，而总是要想：我怎样来修订出一套更丰富、更好玩的游戏来？某一个人可能可以说：我反对成长，只要退回到最原始的游戏：例如摆弄摆弄玩偶之类就满足了，但是这是对人类的成长历程的否定，是对游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否决，更不能吸引人们来跟随这种退步。因为从儿童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在游戏中建立秩序，让游戏越来越复杂多样，也是人们自然的诉求。
新斋老蒋
查尔默斯：科学边界“巡边员”
○吴燕（上海交大科学史系）
（略）
为了表达他对在科学知识的研究中引入社会学视角的不满，查尔默斯以足球赛作比，他说如果当足球落到一名站在对方无人防守的球员脚下时，我们不会认为这位球员将球踢入球门的行为需要解释，或者说，我们将会认为在给定足球规则的情况下，这是不证自明的“内在”解释；但是如果球员没有将球踢入球门，而是拿出一副刀叉准备吃这个球，这种在球赛背景下毫无意义的行为便使得一些外在的解释需要被引入。“在行动者参与具有特殊目标的实践的语境中，当他们的行为对其目标有贡献时，就不需要引入看起来处于实践本身之外的解释。”作为一个球赛的观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笔者忍不住想要插一句嘴：一来球赛的规则本身也是球赛的一部分；二来在规则之下不同的球员在临门一脚时也有不同的踢法，后者与球员的气质有很大关连，忽略了此二者，而只把眼光盯在规则之下的目标实现，这多少显得有些保守，因而成为此书中比较令人遗憾之处。不过，考虑到球赛解说的职业操守，查尔默斯的这种立场也并非不可理解吧。
古雴
科学这场球赛的特点是：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局内人，我们事实上并不非常清楚我们究竟遵循着哪些规则。游戏有一些成文的、明确的规则，但还有更多的不成文的、不确定的规则，而且那些成文的、确定的规则也在玩的过程中不停地被修改——边玩边修改规则。哲学家要站在边界去观照整个球赛，因此他们首先要着重观察的正是这个球赛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样的，进而再可以问：这些规则的来源是什么？这些规则是否合理？成文的规则是否真的被实际遵守着？或者说成文的规则与实际活动中的情形相冲突？如何进一步修订规则使得它们更符合球赛的现实装款，或者进一步促进球赛更加好玩？……
如此，哲学家需要从各种视角出发去考察球赛上发生的事情。说某些行为用内在的解释足以、另一些行为需要引入外部的解释——但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我们已经明确了其中的某些规则，但问题恰恰相反——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利用现有的规则去解释某些行为，而是要从对各种各样的行为的观察中发现和整理出“规则”。因此在此之前，哲学家根本不知道哪些行为是内部的，哪些是外部的，哲学家的任务正是要来区分“内”与“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