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到20世纪之交，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流行，“优生学”在欧美多个国家陆续兴起，各国采取各种强制性或鼓励性的节育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健康的、高智商的）多生，同时抑制另一些人（患病者或者低端人口）的生育。
直到在纳粹那里，优生学与种族灭绝联系起来，终于声名狼藉。所以在二战之后，国际社会除了审判纳粹的罪行之外，也都纷纷取消了优生政策。随着20世纪后半叶各种平权思潮的滥觞，优生学仿佛被扫入历史的阴暗角落，无人再提。
但问题是，优生学究竟为什么被嗤之以鼻，这一问题似乎始终都晦暗不明。纳粹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如果只是种族主义有错，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也不再能保留一种去除种族主义的优生学呢？如果说在种族主义之外，优生学本身也有错，那么它究竟错在哪里呢？
转眼又是一个世纪之交，到了21世纪初，随着基因科技的飞速发展，优生学似乎又有了复兴的势头。最近，贺建奎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产出的两个婴儿，俨然举起了新时代优生学的旗帜。然而我们似乎仍未准备好对优生学的评判——除了种族主义，优生学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吗？
种族主义当然是错误的，纳粹认为所谓的雅利安人比起其他人种更加优越，而犹太人生来就更加低贱，因此“优生”就意味着让雅利安人多生，犹太人少生。这种虚构的雅利安人以及妄想的种族差异，早已被彻底驳斥，现在我们认为，犹太人也好，黑人或印第安人也好，都不存在天生的低劣，哪怕是男性和女性，在天赋上也只有体力的差别，而在智能上生来平等。
也就是说，我们不断援引科学，证明“种族优劣”压根不存在，从而取消了种族主义。在当代西方主流的文化环境下，你要是还在谈论某种人和另一种人有任何“天生的优劣”，都会被嗤之以鼻。
但通过否定天生差异而否定优生学，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某种人天生更劣，我们能歧视他们吗？
知识分子们会引用无数科学数据来告诉我们，种族之间不存在天赋差异，但如果我们设想——注意，只是假设——比方说，我们真的发现黑人天生就更加反社会，更容易犯罪，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呢？
有人也许会说，既然这个假设压根就不成立，我们又何须思考它呢？的确，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们似乎就是如此回避掉这一问题的。但现在，基因技术的发展让这个问题以一种无法回避的新形式重新出现了。
那就是，有一些基因型比另一些基因型更优秀，我们可以歧视那些带着劣等基因的人吗？
白人或黑人作为总体，其平均状态固然不可能表现出特别的反社会，但如果说通过基因分析更加细致地划分人群，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某些“天生就更反社会”的人群，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他们？
又比如说，当一大批人通过基因技术获得了更好的天赋后，那些尚未接受基因定制的人，是否应当受到歧视？
如果种族歧视改换为基因歧视重新流行，我们已做好抵制它或拥抱它的准备了吗？
在审视基因技术带来的各种前所未见的新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把那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搞清楚——除了种族主义，纳粹的优生学还有什么错吗？
鲍曼在其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早已给出了提示：他认为纳粹的罪行是现代性的独特产物，而不只是缘于一个自以为优越的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仇视——那种傲慢与仇视在古代也不少见，但纳粹的集中营蕴含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新东西。
那就是“合理性”。纳粹的行为是建立在更有效地管理社会，更优秀地产出后代等理性目标的贯彻之下而执行的。纳粹的种族主义不只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现代的“工具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首先，表现为对全盘控制的诉求，鲍曼说道：“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却宣布存在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地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1]
其次，表现为一种非优即劣的单向度思维，劣等的、不受控制的部分，被视为井井有条的花园中的“应该刈除的杂草”，纳粹“将人类生命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将得到关心备至的培育并获得‘生存空间’，而无价值的生命则将被‘保持距离’，或者进行根除。”[2]
在上述审视下，纳粹的错误就不只在于认错了“谁是杂草”，而更在于“杂草需要刈除”这一观念本身。
基因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两类新“人种”的对峙——预先控制的技术订造者与不受控制的自然降生者，不同的技术定制又将形成新的“亚种”。如果我们始终没有完成对纳粹的这场迟到的审判，“集中营”或“隔离”迟早会重新出现。
[1]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2] 同上，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