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今天的历史课提到了中国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在读过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后，我也正在思考这一类的问题，而在稍后拜读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时，更发现我的部分观点得到了支持，于是想将这些初步的看法写成文字。
还是先来谈“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我的观点，中国明、清时期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一，“资本主义”一词为舶来品，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且当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资本主义形成期的情势完全不同，就难以肯定说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中国所处客观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了中国极难独立地产生资本主义，而将明末清初那一些新现象称为“萌芽”，似乎给人以后来是被某某人“扼杀”的似的，而事实是中国和西方从未有主动的去“打压”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客观上资本主义就缺乏其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下文将论及），既是先天不足、注定了无法发育，又何必称作“萌芽”呢？
资本主义的含义（参考）
在准备写作时，首先使我困惑的便是如何来理解“资本主义”一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我们平时所接触的“资本主义”概念，多是以“社会主义对立面”出现，难免产生认识上的干扰，况且在“社会主义”一词亦常是以“资本主义对立面”出现，故难以得出确切的定义。事实上，“资本主义”一词在出现过程中本含糊不清，据说马克思也不曾使用这一名目（代之以“资本家时代”、“资本家的生产方式”等）[子]，而20世纪初纪德、康瓦斯、马歇尔、西利格门、卡萨尔等径济学家长期地拒绝使用，直至二战后才在政治争辩中作为社会主义的反面而被广泛接受[丑]。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这种解释是极其低效的：因为在解释一个概念时又引出了“资本家”、“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这一堆新的概念。
在这里，我仍然引用黄仁宇的定义来作为参考，最终如何理解则各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寅]”这里需注意的是，其中资本主义先是作为“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其次再延伸到政治范畴，这一点与《现代汉语词典》之类我们通常认知的不全相同。
关于定义的具体讨论过于复杂，黄仁宇是在第四章，过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之后方敢于下此结论，我就直接延用他的观点了，建议对此话题有想法的读者参看《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
一、农业与道德
资本主义的形成首先必须有充实的农业基础，若温饱都无落实，则工业、商业皆无从谈起。所以，虽说不是问题之关键，我也应先对中西之农业基础作一比较。
现今之中国以全球7%之耕地养活五分之一的人口尚有粮食过剩，农业之效率（不按人均算）是非常高的了；而古代之中国，在世界范围的人口比重还高得多，推想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必无人可及。
考虑中国农业强盛的原因，重农主义当然是一个因素，但主要还得关注客观条件的作用：在饮食习惯上，中国南方之稻米无论以每亩或每株计，其热值比西方之麦类要高得多；北方之小麦在加工上以蒸、煮为主，比西方面包之烘、烤，外加牛奶、黄油显然更为省工、省钱。在地理条件上，中国大部分属季风气候，湿润多雨、河网密布，极宜耕种。
但农业之强盛并不代表能产生富余劳动力，相反，中国农业强大的生产力也意味着其巨大的不稳定性。正是季风、多雨、多河带来了灾难频发，粮食产量剧减带来饥荒，而何时何地发生饥荒不可预测，持续的减产则须战争来打掉人口，而由于人口基数如此，一旦粮食生产恢复平稳，人口的缺口可迅速补足。这样，中国农业的生产与需求始终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中[卯]，使得中国从上至下的全部注意力不得不长期围绕农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整套政治和道德体系。
西方虽在农业生产能力上远不及中国，但却从不会为此担忧。本来，西欧民族源自日耳曼蛮族，只有游牧和战争的传统，没有农业的习惯。到他们侵入西罗马帝国后，自然也不会重视农业，从事农业的通常是被征服的本地人和被击败的其它日耳曼部落。由于是起源即是游牧民族侵占农业民族，即使到西欧形成封建等级社会时，农民仍不可能受到重视。
考察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过程——圈地运动和血腥立法：14-15世纪，英国的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毛纺织业成为“民族工业”，作为原料的羊毛价格猛涨，对掌握土地的旧贵族而言，从事农业至少要一年才完成一个生产周期，速度慢，周期长，货币地租收入少。而中小地主贵族看到养羊业雇工少、周期短、利润高的优点，于是把农民赶走，围起土地，只雇佣少量牧人。这样的养羊业很快遍及英国大部分地区，即为英国之“圈地运动”，始于15世纪末，经历三百余年。
在圈地运动中被暴力赶出土地的农民丧失了生活来源——即《乌托邦》所称“羊吃人”。针对大批“自由人”，到16世纪30年代，都铎王朝开始颁布严厉惩处流浪汉的立法：1530年法令规定：除老年人和丧矢劳动力的人由国家授予“乞食特许证”外，其他流浪者一律逮捕，鞭挞至写出志愿劳动的誓言并遣返原籍；1536年进一步规定：第二次违令被捕者要割掉半个耳朵，第三次被捕则处死刑；1547年更进一步：凡“拒绝劳动者”，一经告发，就判为告发者的奴隶……正是这一系列的“血腥立法”，迫使流浪者不得不接受手工工场微薄的工资去成为雇佣工人。
据记载，亨利八世时期（1509~1547年），被绞死的流浪汉即约七万二千人，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1558~1603年），每年也都有三四百人被送上绞刑架，这些法令延续到18世纪仍然有效。[辰]
在讲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中国，这些事情是无法想像的。
社会发展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虽从现在讲是剥削社会，愚昧、落后，但比起生于蛮族的西欧而言是文明得多了。而正是道德起点空白，西欧才有机会重构出一套崭新的社会体制来；而中国要形成资本主义新体制，要么从外界接受已形成的体制，要么就得有一个道德的大倒退——如春秋之“礼乐崩坏”，而后者显然很难实现。
二、商业与法制
资本主义的形成，商业是最重要的一环。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不仅是“原始积累”，且持续地支持和推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商人”这一称谓早在周朝便已产生，但其产生的原因，便是由于被周民族击败而失去土地的商民不得已才从事物品交换之活动，所以打一开始商人就受到藐视。同时由于客观因素，中国的商人也很少有获取暴利的机会，难以形成新的有势力的阶层。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欧资本主义的形成恰恰也要得益于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之前的数千年里，西方对东方的贸易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欧洲人需要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等奢侈品，但他们长期以来却拿不出一件让东方人感兴趣的玩意儿，因此只好用金、银来交换。于是在东西方的交流中，西方是消费地而中国是生产地，我们知道，买卖越接近生产地则越有选择余地从而利润愈小，而一旦贩卖至遥远的消费地则越能形成垄断从而将价格抬高，故而有机会获取暴利的只有欧洲的商人，相反在中国这头则只消注重生产，商人是可有可无的。
正是东西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驱动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同时，西方大量金、银的涌入却使中国的货币制度产生倒退——中国本身金、银储量很少，自古就形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货币体系：贱金属货币（铜）。与贵金属货币不同，其货币本身的价值要低于其使用时的价值，更接近于现代信用化的符号货币。但明朝起大量金、银的流入却直接使铜币的地位下降，间接加速了纸币（交子）的消亡，成为了主要的流通货币，造成了体制的倒退。
说“体制倒退”较为笼统，白银取代铜钱的一个显见的影响便是“妨碍流通”。虽然表面上价值相同时白银显然更易携带，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其更易贮藏——财产再多的人也不会在地窖里藏上十亿文铜钱，更不会埋掉这么多的纸币，但很多人却可能将成千上万两白银埋入地下，事实上，1580年的一份奏章确透露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巳]。另外，也不能忽视不断地变成首饰、器皿、工艺品的金、银退出了流通。虽然白银价值长期的相对稳定减轻了通货膨胀，但正是其价值和品质的稳定性使富人更安心地让它们长眠地下而不是用以经营投资。
另外，商业的发展须借律法的支持。资本主义的一大要点即为“贷款经营”，无论是借贷行为和贸易行为，没有法制的约束都将陷入混乱和无序。
“信”为“五常”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为注重诚信的；相比之下，欧洲文化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蛮族窃取后的次生文化，带有游牧部族的特性，本来是不讲道德的，更毋谈诚信。另外，原来之罗马帝国亦缺乏文化之凝聚力，向来是靠武力和刑罚来维系稳定。
然而，正是诚信被中国人视为平常、约定俗成的，故而长期以来，中国的信用制度多只凭“道德”来维系；而恰是由于信用难以被中世纪欧洲人所自觉遵守，使得欧洲人选择了以严苛的“法律”来维系信用！
明末模范官僚海瑞有云：“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午]”相比于《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欧洲法庭，容易看出显著的差别——在中国，不仅仅信用得靠道德维系，且整个社会秩序似也是仰仗道德来维持，而西方之保证整个社会不致崩溃则通常须且仅须严苛的法律维持。
道德代替法律的作用，虽然说明中国人自律自省能力强，且增加了整个社会之内聚力，却成为中国要形成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
三、锁国的影响
许多人把中国没能产生资本主义归因于清朝之“闭关锁国”，我以为不然。
固然，以锁国之动机言，可能是当时统治阶层出于保护自身地位的行为，以及中国人盲目自大的体现，但就技术角度分析，我以为，当时之锁国未尝不是无奈之举。
试想，当时中国若实行开放政策又将怎样？像日本那样地崛起？
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通常习惯性地拿日本作比较，而事实上，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一点也不相似：至少从性格上言，中国是大陆性格而日本原即海洋性格，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资本却早已在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查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未]
为何不看看印度呢？同样的文明古国和大陆文明：
近代之印度不可谓不开放，西方之开辟新航路即为了寻找与印度直接贸易的途径，其后西方各国可以在其整个海岸线进行贸易。这种开放带来了什么？在考察英国为何如此快地征服整个印度的原因时，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便是其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些人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在孟加拉等贸易中心，富裕的土著商人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变得愈来愈不安分，譬如其中一个叫活跃的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想来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长官）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失去65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不是一场战斗”。[申]
此外，全面的开放使得在贸易中西方的优势更为加强：他们可以货比三家，以最低价购进所需商品获取暴利，而本地商人虽得到扶植而富裕，但与西方人相比，其利润不过九牛一毛。而在初期，西方少有商品向东方输入，稍后，随着英国在印度本土立足，西方以压倒性技术优势生产的纺织品等涌入印度市场：由于工业革命使工时成百上千倍地缩短，故而比起本地的手工品而言，西方商品可以兼顾暴利与低价，任何民族工业皆无法与之抗衡，进一步扼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甘地之不合作运动首先即为号召人民抵制英货。
可见，开放未必就是好事，我们看到开放给唐朝带来空前繁荣、开放使新中国充满活力的同时，不应忽略时代背景之差异——在唐朝，与中国交流的主要是西亚的萨珊波斯与阿拔斯帝国及南亚的笈多王朝等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中国与这些国家各有特长，文化和贸易上的交流是双赢的，而日本等稍落后的国家与中国交流时，也常是由日本、朝鲜主动进入中国学习；而在清朝，东西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的，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这样的交往通常只有西方“单赢”。一个直观些的说法：汉、唐盛世及新中国的“开放”，是外国“人”可以走进来同时中国“人”亦可走出去（伴随“人”的是商品、科技和文化），而明清时期，只有西方可以涌入中国而中国则无法触及西方，无论是商业、科技还是文化的交流，西方都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此时若门户大开，则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必然要被西方全盘掌控。
所以，以我的观点，是“落后”导致“锁国”而绝非“锁国”导致“落后”。
据说将一只青蛙直接投入沸水，它能立刻跳走；而将它放在水里缓缓加热，则起初它会很舒服地享受温暖，而到了它察觉危险之时，早已无力跳跃了。中国这只“井底之蛙”也是如此：如果当时实行了充分的开放政策，中国很可能在西方强势的经济、文化力量的缓缓渗透中被麻痹，最终被分裂和摧垮；而闭关锁国则使中国在列强入侵前始终能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而能够产生抵御外敌的团结和斗志。不谈日本，封闭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黑非、拉美相比，能够在西方压倒性的优势之下，顽强地保持主权独立、民族统一、文化传承，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一点不能说与清朝之闭关锁国毫无联系。
总结
本文的旨在说明的主要观点为：古代中国不曾有过自发地形成资本主义的趋势，即中国没有孕育资本主义的自身条件。即便说明清时期产生了诸如“外放分工”等新现象，也只能说是“变化”而不存在“变革”， 与西欧的“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酉]”的“成套的”[戍]变革有本质的差别。
很多人费劲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无非想找一点心理安慰：中国人本来也有机会自发地形成资本主义、有机会在欧洲崛起之前腾飞而不至被赶超。这样又会给人以错觉：之所以中国没把握机会是因为朝廷无能、因为某某昏君、因为某某阉狗，甚或把责任推给外族、外国。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其实，即使我们承认古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大可不必感到失落，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除地形、人口要素外，一者有赖于其源于日耳曼部落的蛮族传统；二者得益于东西贸易中富庶的东方之财富的吸引；三者须凭借血腥的掠夺和奴役来实现。可以说，正是由于过分强大和早熟才使中国止步，也正是由于最初的落后和愚昧才使西欧产生骤然的突破。“盛极必衰”，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即己识破个中之规律，今人又何苦懊丧呢？
落后更容易蕴育变革，社会主义的成功变革亦皆源自弱国，当然这之中有成有败，但落后方更有产生飞跃的机会却是一定的，被赶超了不要紧，有朝一日社会主义中国仍会回到浪尖。但是，称雄世界并不是我们的追求，因为即使你有朝一日夺回领先，也难免再有朝一日被另一些对手赶超：我们的爱国热情不应执着于孰强孰弱的争夺上，我们所值得自豪的，不应是中国古代如何如何强盛或中国即将如何强大；而应该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不曾间断，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平谦善、忠孝恳实、心胸博大……这些特点，无论是中国领先的时代，还是被西方赶超之后，都始终保持着，现今之中国人最该把这些优良传统坚持下去，比起争强斗胜而言，这样做才是给子孙后代、给地球文明留下最宝贵的财富！
后记
写完此文给同学看过，被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关白银对商业的影响，我的观点缺少说服力和佐证，后来查寻资料时发现，由于铜钱的制作工艺复杂，而白银有大半为外界流入，不需开采，又不需铸造，所以事实上，制造铜钱的成本相对白银本身的价值还高！这也是白银能够迅速取代铜钱的一大原因。当然，虽没有证明我的观点，也并没有推翻它。因为，在当时全球的白银流转中，中国所处的位置是完全被动的，即白银之输入及流出全不在本国所能控制。关于白银的大量流入是利大还是弊大这一问题，似乎在专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姑且把这个问题放一下，这并不影响我整个的论述。
关于第三节，还是有许多争议的，毕竟从感情上，我们已习惯于为“闭关锁国”扼腕痛惜。我的目的也绝非为闭关锁国叫好，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进程多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永远不会被一个或一撮人所左右。对比同时代的彼得与康熙，你或许要说：彼得改变了俄国的命运而康熙没能，个人的力量能够左右整个国家的历史。但是试想，即便是康熙也去西欧留过学，甚或请彼得到中国来当皇帝，面对着官僚制度根生蒂固、天灾人祸连连、内忧外患不断的中国，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即使文化和制度可能改变，对地理的环境是无能为力的：彼得打通波罗的海和黑海，使俄国从内陆国家变为海洋国家，而中国终不可能改变其大陆性国家的性格……
我认为，历史仍然是大众创造的，虽然个人的力量有时至关重要，但所起到的，往往是“催化剂”的作用，即可能加快和减缓某些历史时刻的到来，却不可能超越客观条件，左右历史的大方向。经历了盛唐的辉煌之后，中国注定要走向低谷，衰弱迟早要到来，任何人的努力只是加速或减缓这一进程。还是那句话——盛极必衰，无论是苏美尔、古埃及、马其顿、古罗马、中国、欧洲或是美国，没有人能永远处在极盛的地位。作为中国人，我们应感叹的和应努力的，不是称雄、称霸，那只是过眼的云烟，我们所着眼而应是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在品读历史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带着这种干扰，即便是各民族的发展方式千差万别，也总是想按照欧洲既成的规律去套用。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在当时即便是博学如马克思、汤因比等也难避免。而现今在中国的历史学，更是过多地受到一些传统教条的束缚。最明显的例子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把自汉朝就废除封建制的两千年的中国官僚制体称作“封建社会”，而真正实行封建制度的夏商周却被唤作“奴隶制”——而事实上即便在中国“奴隶制”最鼎盛时，使用奴隶之规模也难与西方之罗马等国并论。这样子在名词定义上的小小混淆，使得中国历史发展路线“听上去”与西方近了许多，而事实却不尽然。我以为，历史之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然而却非简单的几句话所能概括。除去了教条主义的框框，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中国并不可能，也不需要依循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事实上，中国也确没有经历西方资本主义诸如“萌芽”、扩张、垄断等等必要之步骤。如马克思的说法，中国是借以西方的侵略为代价，跳跃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受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亥]）。——我以为，中国的社会体制巨变必然须借由外力影响，而不可能自发产生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正如西方资本主义之形成也是在东西方的交流贸易的背景下才能产生一样。
尾注
[子]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3；《放宽历史的视界》P95
[丑]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3
[寅]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191
[卯] 中国自西汉至清初，人口数始终在6000万以下起落，达到5000万之上的高峰期（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元、明及清初）多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高峰，又往往是历史发生重大变故的前夜。——见何新《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
[辰] 山东教育出版社《世界史简编》P296~P297
[巳]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P95——周玄暐《泾林续纪》2,5
[午]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24
[未]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129
[申] [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P439
[酉]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22
[戍]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129“（李约瑟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
[亥] 马克思原话指的是俄罗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P129，转引于衣俊卿主编《哲学之路（第一辑）》P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