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体制

我不反对“真维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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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月前
由古雴发布 在, , ,

最近隔壁的“真维斯楼”闹得沸沸扬扬，反对和嘲讽的声音比较多，不过我基本上反感不大。北大的三教早就冠名成“刘卿楼”了，但我们仍然管它叫“三教”，学校的课程表和通知也管它叫三教，无非是墙上多挂个名牌而已。清华的真维斯楼也完全可以继续叫做四教，对平常的教学和生活是没有妨碍的，问题只是有些人会觉得碍眼。

为什么觉得碍眼呢？觉得商业化？铜臭气？觉得大学精神堕落了？委身于商业公司让清华丢了腔调？

但是，向商业公司敞开怀抱真的就失了格调了么？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只是委身于政府，忠贞于国家拨款，就有了大学的格调了吗？

这和大学教授的商业化是两码事，如果说大学里的教授们成天不思学术，而只想着怎么赚钱，怎么替真维斯们打工，那么大学精神确实难保了。但现在只是借出大学某栋楼的一小片墙壁，让一家公司来捐点儿钱，这又关大学精神什么事呢？所谓大学之大乃大师之谓而非大楼之谓，一栋大楼的事情本来就无关痛痒。

大学精神是啥，独 阅读更多>

SCI与学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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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由古雴发布 在, ,

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且不说论文的平均质量，就算这些论文都货真价实，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本来用英文发表的科研论文就是“为全人类（特别是美国人）做贡献”，而唯独对中国自己最没有好处。因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环境一直都把最大的精力放在这些原创性活动上，至于那些在他人的原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研发乃至市场开发等活动，中国人向来是不上心的。因此，且不说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无私奉献当然伟大，问题是，中国人的底气是不是真的足以如此慷慨无私了？

以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显然应当定位于后起者和学习者的位置，而远远不到慷慨无私地为大家服务的地步。能够这样不顾自身利益，专门为了给他人提供共享而拼命努力的，要么是 阅读更多>

生命伦理学与法制建设——张大庆讲座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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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由古雴发布 在,

今天张大庆老师讲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情况，介绍了现代医学所带来的许多伦理难题。

我特别注意的是生命伦理学与法制建设的关系问题，张大庆老师说，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官司打出来的。而在中国，这方面还很欠缺，张老师鼓励医院、医生要敢于“吃官司”，面对那些虽然违背现成的规矩的事情，但在伦理上应当坚持的话，就应该去做，即便输了官司，也可以推动人们对相关法律和伦理的理解和反省。

的确，中国人似乎一直都没能把法制与道德区分开，法律似乎从属于道德，我们把法律规范看作一种底线道德，违法往往被理解为道德欠缺，而做合乎道义的事情，仿佛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因此，中国人害怕打官司，害怕输官司，输掉官司似乎意味着人品的缺陷。而另一方面，道德又可以凌驾于法律，一件事情如果是为了促进公众利益，那就可以绕过法律程序。

把法律看作底线伦理的观念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命伦理、环境伦理 阅读更多>

在老师们博客上的讨论之：关于“搞伪科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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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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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u/485ea8790100063v

关于“搞伪科学的自由”

2006-12-07 07:42:42

司马南在ＴＯＭ上讲到：“现在这些人要从《科普法》中删掉三个字的用意其实是他们想要争取的就是自由造假的自由，自由搞伪科学的自由”。（2006年12月06日TOM科技）

司马南的措辞是“自由搞伪科学的自由”，可以换一下，变为“搞伪科学的自由”来作讨论，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自由也都要受到约束，不存在自由的自由。

司马南的话中涉及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人们群众有没有从事伪科学研究的权利、自由？

“有”还是“没有”？（司马南有没有胡言乱语的自由？俺认为有。）

现在，我（作为反科学主义者）认为公民有搞伪科学的自由。过去我（作为科学主义者）没有仔细想这个问题，或者按“缺省配置”简单地以为没有这个自由。

还是田松说得好：“ 阅读更多>

[日]山崎茂明：《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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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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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山崎茂明：《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杨舰程远远严凌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这本书还算不错，不过与八面风丛书的那本《背叛真理的人们》相比恐怕还是逊色许多。

正如这两本书的作者都表达过的那样，揭露科学家的不端行为绝非出于某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也不是像小报记者那样以揭露丑闻为娱乐。而是要正视问题，发起思考。

科学家不是神，是人总会犯错误，总会有贪欲邪念。但是，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揭示的意义不仅仅是表达了“科学家也是人”这一层含义，进一步地，我们必须思考整个科学界的体制是否存在问题。日益被揭露出来的现实提示着：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并非出于偶然，而可能有制度性的因素。类似于政界可能会有某种“凡是当官就必定腐败”的“潜规则”，科学界或许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有许多不端行为确实是——与其说是受到个人心中的邪恶驱使，不如说是在体制的压力下的结果。

关于科研体制建设，我的初步想法有 阅读更多>

关于专利和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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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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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本来是对博客http://mistgalaxie.blogspot.com/2006/09/gnu-gnu-gpl.html 的留言，结果发了好几次都发不上去，提示“We’re sorry, but we were unable to complete your request. 阅读更多>

如何促进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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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
由古雴发布 在,

正如雷击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是难以预测和把握的，但是，人们可以弄清哪种条件更容易诱发雷击。从而安置避雷针等设施以引导可能的雷击。科技创新也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人们可以努力营造适合创新的环境条件，促进创新的发生并且更有效地发挥创新的作用。

那么，何以营造有利创新的科技环境呢？我认为，这首先要求坚持某种“宽容”的态度。

宽容的态度适用于许多问题，此处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初步的讨论“

对“失败”的宽容

“人们要创造一个新东西，一开始遭遇失败是理所当然的。”（[2]，p1）

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创新总是对旧知识、老惯例的超越或颠覆，如果事先能够确定成功，那只可能是按部就班地做事。所以，创新必然伴随着失败的可能性。

同时，人们都能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的经验对于成功简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创新中的失败是不可预测的，从而从失败中学习经验恰恰是避免失败的最有效的方式。

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但现实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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