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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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条评论, 989篇文章)

胡翌霖,男,1985年11月生于上海南市。2004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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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雴发表的文章

中国特色的左派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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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经常提起左派和右派,不过总是战战兢兢的,总想补上两句:我不喜欢战队,贴标签是情非得已等等,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干脆专写一篇文章来谈一谈我对所谓左派和右派的理解吧。

最初了解左和右的概念应该是在中学政治课上,老师解释说左派是进步、改革,右派是落后、保守。我们这些被中国的填鸭教育洗脑的孩子一开始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右派的存在,因为在我们看来进步总是好的,怎么会有人反进步呢?当然很快我就意识的自己的幼稚,开始意识到“保守”的力量亦有其合理性。

不过后来对西方学术的一些了解(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仍然让我更倾向于左派知识分子,或者说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因为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往往更具有批判性,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具力度。现在我把自己定位为“右派社会主义者”,就反资本主义而言,我仍然更愿意听西方的左派学者的说法。不过就平等与自由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我不得不站在右边了。

对于西方的左派和右派,在我看来,有 阅读更多>

人民有愚昧的权利吗?——兼谈启蒙与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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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愚昧的权利,这是田松老师的说法——“人民有愚昧的权利;如果人民没有了愚昧的权利,就只有被愚昧的权利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有资格来为文明与愚昧划界?”

当年(将近六年前了啊真可怕)我就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没有详加论述。昨天井琪又提了这一说法,而我最近又在关注教育学问题,正好再谈一谈想法。

首先,田老师,包括刘老师、蒋老师等之所以支持“愚昧的权利”,其实是旨在强调一种抗拒的自由——我可以拒绝科学的权威、拒绝现代化的潮流,我就是乐意顽固不化,行不行?

这种“自由”我当然也认同,但问题是,这种抗拒的自由是否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仍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权利”是一个远比“自由”狭隘的概念,它与“义务”相对,是某个法律体系下的制度性、规范性的概念。简单地把任何一种“自由”都翻译为“权利”可能导致概念的混淆。举例来说,人有没有造反或革命的自由?所谓革命,就是要整个打破现有的规范体系,另立规范,重建 阅读更多>

1周前

没错,人家又来干涉咱们内政了,来做政治表演了。但人凭啥能做到?若不是我们在区区一介公民身上施加了太多“内政”,他怎么干涉?若不是我们要封杀屏蔽,他怎么作秀?你还要他道什么歉?对不起我把您的遮羞布戳破了?

2周前

由于之前用的位于广东惠州电信的主机出了点问题,折腾了半天,把主机换回北京了~网通的访问速度快乐好几倍,不知道教育网怎样?

春秋笔法还是科学研究?——传媒的使命是求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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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名古屋出了个追求真相的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人也不甘落后,出了个质疑三年大饥荒的林社长。

这两个事件有一定的可比性,质疑的路数也相似:这么大数字,怎么可能?我没听说过……没人目击……

不过比起对民众感情的伤害而言,林社长也许更有力一些。毕竟三年灾正好比南京大屠杀晚一代人,亲身经历过三年灾的老人们很多都还活着,而且分布范围也比南京广得多。更关键的是,否认大饥荒的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敌人日本人。日本人说几句疯话,我们顶多是骂一句:又来了!这么多年早也见怪不怪了。而中国人说这疯话,就够得上是数典忘祖的行为艺术了。

当然,这些“质疑”之所以会不断被提出,都和相关的历史恩怨从未得到全面的清算有关,那个伟大的领袖放弃了对日本的清算,而后来的历史书也放弃了对那个伟大领袖的全面清算。不正视历史,历史就将永远成为后代的包袱,我们知道,主动的遗忘是不可能的,除非把自己搞成神经质或神经病。 阅读更多>

哲学家的职业 or 职业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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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缘起于最近的又一次电邮讨论,我们班的党支书转发了“2011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的拉票宣传,我系09级本科生,“售票达人”裴济洋入围。

但向来颇有主见的支书同志表示他本人不支持这项宣传,认为“(王博系主任既然说)哲学系要培养哲学家”,而“对他的宣传更适合于铁道学院而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如果北大哲学系积极宣传自己培养了一名优秀的火车售票员,这就好比奔驰跑车厂宣传自己生产出来一辆优秀的推土机”。

我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后来又一来一往回应了两次。

当然,首先,在电邮中我没有提到的是,“哲学系培养哲学家”这一说法恐怕不完整,一直以来的我系官方说明是“既培养哲学家,也培养复合型人才”。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定位事实上应该是一门基础学科,比如本科时学哲学,研究生时再去攻读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等,其实是一个更恰当的模式,说哲学系培养哲学家显然是狭隘的。即便这是系主任所说,要么是支书同志断 阅读更多>

满足与选择——读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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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这本书: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其中引起我注意的主要是贯穿全书的关于阿米什人的讨论。

这本书原名分明是说Technology,中信出版社的中译竟然把大部分Technology都改成了“科技”,简直匪夷所思。作为中信出版社这一“品牌”的产物,注释和索引等当然也一律欠奉了,“致谢”竟然保留下来已经万分难得了。本来,这本书虽说学术上并不太深刻,倒也不失为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很好的技术哲学普及读物,至少不比莱文森差。可惜中译本选错了出版社弄得不伦不类。

把Technology译成“科技”大概是为了迎合IT界的偏好,IT直译指“信息技术”,但在国内一般被归于“科技”,在各大新闻网站上看“科技”栏目的话,其中十之八九就是IT界的新闻。但这本书里谈的不是IT,就是技术,你非要为了哗众取宠而改书名也可以,但行文中明明是讨论技术而无关科学的地方,你怎么都译成科技了呢?即便你都译成科技,至 阅读更多>

环境哲学中文书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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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课上刘平要我推荐环境伦理或生态主义思潮的相关书籍,我整理了一下,贴在这里。

05年我大一时正好有许多环境伦理、环境哲学方面的课程同时开设,我一口气选了三五门,论文就一并用力了(我在提交论文时说明了“多投”的情况)。最终结果是我浏览了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几十种环境哲学相关书籍,加上其它参考书一共百余本,写出了八万字的小册子“生态哲学”。

这篇论文在博客上贴了,但我并不推荐,因为当时的思想和文字都太稚嫩。这篇论文的意义在于我从此对写论文时驾驭大量引文感到得心应手。当然,即便思想稚嫩,但当时的阅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虽然具体的细节都记不得了,但我现在至少对这些书籍的好坏留着一些印象。在写完这篇论文后,我一度设想将来的学术方向就从环境问题入手了,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仍然在关心环境哲学方面的书籍,例如近两年出了几套重要的丛书。但这两年新出的书读得不多了,毕竟主攻方向调整到技术现象学来了。

当然,我 阅读更多>

“这”的去远与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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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讨论班井琪做报告,明显感觉井琪精神焕发,特别是最后搬起黑板来讨论海德格尔时显得意气风发的,似乎比生病前还神气,可喜可贺~

课堂讨论之后,井琪还发了邮件和微博继续讨论,我也写了长段的回应,既然他也乐意公开发表,我也转贴在博客上吧~ 阅读更多>

“谣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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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谣言”一词又成为热点,一场全面的“反谣言”的“战争”眼看正在打响。在此时反省“谣言”之义是最需要不过的事情了。

在微博上看孙海峰转帖了邓文初几年前写的“谣言九论”,拍手大赞(可以在他博客上最早的一些文章中找到,但似乎有几论已被和谐?)。后又读了卡普费雷的《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也颇有所得。自己也随便说上几句吧。

邓文初注意到“谣言”在《辞海》中有两个义项:一、“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二、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而《辞海》的基础,民国时期编辑的《辞源》中也有两个义项:一、“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二、“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邓文初指出:

从《辞源》到《辞海》,“谣言”那种“评议时政”的内容消失了,而多出了“捏造的消息”,这“一增一删”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却关乎“谣言“的定性,反映一种悠久制度与传统的中断,反映了制裁谣言之制度与文化的兴起。

在现在的“反谣言”之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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