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真的要飞起来切人了:人工智能与技术意向性问题

这是接着上一篇文章的补充。我本想把“技术意向性“作为这篇文章的核心概念,最后知难而退地放弃了,但毕竟酝酿了许久,总还是想说上几句想法。

7年前在南宁我第一次参加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当时有一个环节印象很深,我在当年的记录里也写到了:

吴老师谈论“技术中的意向性结构”,而靳老师不同意这样使用术语,他认为只有人才有意向性,而一把刀不会“自己飞起来切人”,因此只能说它体现了人的意向性,而不能说它本身拥有意向性结构。在这里,我本人虽然并不喜欢使用“意向性”这个术语,不过还是愿意替吴老师做些辩护。靳老师的思路似乎尚未摆脱人类中心的定势,而当我们拿人性与技术相同构时,“人”的地位就不能再保持这样的一种天然的优越性了。在这里,一把刀固然不能“自己”飞起来切人,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刀或者任何可以切的工具,那也同样不能“自己”来切人。一个人需要借助某把刀才能去“切”,同样地,一把刀也需要借助某个人才能去“切”,那么既然“刀本身”没有切的意向性,那么“人本身”凭什么就能有呢?事实上,“切”这种“意向性结构”是由人与刀共同构成的,通俗来说,“人”拥有“意向”的能力,而“刀”却是“结构”的提供者。没有技术,人的意向就只能是完全空洞的,而技术,或者说媒介的存在,才使得有所指向的意向性结构得以可能。如果没有人提供关于“切”的意识,刀固然不能自动去“切”;但如果没有刀提供关于“切”的结构(实际性、可能性),人也不会自动产生“切”的意识。所谓“意向性结构”恰恰提示出人性与技术的“互构”关系,至于人的自由意志则是另一桩事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刀飞起来切人”不再是天方夜谭,事实上现在都已经有人工智能控制的手术刀了,随便飞起来切人自然也不在话下。当然坚持“人类尊严”的人永远不会承认刀可以与人相提并论,也许哪怕到了机器人反过来圈养或屠杀人类的时候,还会有许多躲在象牙塔里的哲学教授坚持机器人不是人,哪怕他们能做到各种事情,不是人就是不是人……也不知道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我不讨论机器人有没有心灵,是不是人的问题,我只是问:当刀真的能飞起来切人的时候,它算是有意向性了吗?

“意向性”这个概念主要是由布伦坦诺和胡塞尔强调,作为心理现象或意识活动的特点而被提出,成为现象学的关键术语之一。后来由所谓的后现象学家伊德和维尔贝克发展出“技术意向性”的概念。

在当时,我感觉“技术意向性”这个概念的确非常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概念是否成立关乎到整个所谓的“现象学的技术哲学”是否成立。

当时吴老师对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路线似乎也是非常欣赏的,不过近几年来,随着我们吴门师生对伊德等人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吴宁宁同学的工作,我们对伊德的路数就多了许多怀疑和警惕,伊德对现象学有许多模式化、现成化的解读。虽然这些简化未必都不可取,但我们必须多加甄别了。

我对于“技术意向性”这个概念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我仍然认为这个概念是可以辩护的,不过是不是一定要坚持用这个概念,倒也不是那么确定了。

毕竟“意向性”这个词本身是胡塞尔的术语,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等等,虽然都受到了意向性学说的影响,但也都不再围绕着这个词讨论了。

现象学运用概念的特点是“活”,概念本身只是“形式指引”,从来不值得驻守于某个概念。不要说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到梅洛庞蒂,就是海德格尔一个人的前期到后期,也没多少概念是一直守着不放的。用不用某个概念,更多地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每一个概念都有其揭示力,也有其误导性,关键在于权衡。

“后现象学”所谓技术意向性概念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其中一个浅显明了的含义无非就是由麦克卢汉表达出来的“媒介即讯息”,又或者英尼斯表达的媒介的“偏向”(bias)。媒介即讯息的说法当然也有很强的揭示力,“偏向”这个概念也不错,它包含对人而言的“偏见”的含义,但拟人性又没有“意向性”那么强。

“意向性”的好处在于提示出技术哲学与现象学传统的连续性,“技术意向性”的确是对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进一步延伸,但坏处是容易让讨论陷入“名分之争”,本来你用意向性这个词就是为了和胡塞尔攀关系,那么别人来深究名分问题也是应有之义了,但深陷名分问题又是对我们不利的。

不过即便我未必觉得坚持“技术意向性”一词是一个好的策略,我仍然愿意为它的“名分”做一些辩护。“技术意向性”的说法的确能够攀上胡塞尔的亲,也的确比一般而言的技术“偏向”论讲出了某些更多的东西。技术并非中性,这是技术哲学的基本共识了,但一般也只是说技术器物有伦理倾向,有政治倾向,等等,但如果说有“意向”,那么说什么意思呢?

按照最简略的说法,“意向性”说的是,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一对象的。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解读者有时会把这句话的重点放在“对象”一词上面,但这样一来何不直接说意识有“对象性”的特征?意向性的含义可能有许多说法也有许多争议,但无论如何它肯定说出了比“对象性”更多的东西。

在布伦坦诺和胡塞尔前期的说法中,“意向性”的确包含比较强的“对象性”含义,而后来的现象学发展,特别是海德格尔那里,这种“对象”逐渐被消解了,特别是现成化、实体化的对象被明确排除了。然而即便是在前期胡塞尔的讲法中,虽然他设定了某种偏向现成化的意识对象,但“意向性”学说的侧重点仍然不是这个“对象”,而是在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之间的结构,重点在于“指向”、“关于”。

现象学延续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康德作出了认识论上的“革命”,他不再从现成的客体出发,也不再从一个纯粹的主体出发,而是从主体到客体之间的“认识形式”出发。但康德的“认识形式”始终是非常单薄的,具体说就是时间和空间,但其所谓的时间与空间基本上仍然是笛卡尔式的。而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正是对康德的充实。让对象的呈现得以可能的认识的“中介”不再只是最空洞抽象的笛卡尔式的数学和几何学时空,相反,这种笛卡尔式的时空之所以可能,还有更源始,却又更丰富的基础,那就是意向性学说揭示出来的。“意识”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绝缘体,意识本身就蕴含着向外开放,并让外部世界得以呈现的结构,对这种意识活动的内在结构进行研究,就是现象学了。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空间,康德哲学中的笛卡尔时空被彻底清算了。

现象学和康德一样,不是在现成的客体之中,也不是在纯粹的主体之内,寻求真理,而是在主体和客体尚未剥离之际,在客体的呈现方式之中,寻求真理。意向性学说揭示了主体到客体之间的那个回旋空间,发现了这个“呈现”本身蕴含着某种结构,而这种结构也不再是笼统抽象的时间空间,而是丰富的,细微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独特的呈现方式,现象学不是要发现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式去解释一切现象,而是毋宁说发现了一个切入方式——不是去分析对象的结构,也不是去分析灵魂的结构,而是去分析意向性的结构。

那么怎么去分析意向性的结构呢?胡塞尔给出了一些试探,例如“悬置”,把对象悬置起来,转而注意它们的显现方式。

这个“转而”究竟怎么个转法,这种回转何以可能?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基本还是一个意识内部的“自省”活动。但既然意识活动总是指向对象的,那么如何再让意识绕过对象回过头来反省意识活动本身的结构呢?

理论上说,只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承认某种“非对象性的思”是可能的,另一种是承认意识结构可能以某种方式对象化,外在化或固化,从而也可以成为意识所指向的方向。

选择第一条路并且坚持意识内省的方式,结果就是走向某种意义上的宗教经验、冥想体现,像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以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示的直面“无”的本真状态,都是这样的路数。这些反省的确是某种非对象性的思,但这条路越走越私人化,神秘晦涩,难以言传。

这条路是对的,不说宗教体验,至少面对死亡的经验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当去承担的,而在经验死亡的时候,也是从根本处反省自我的时候。但这种反省毕竟不是全部,对于更加细微和丰富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并不只是通过神秘体验而得到的,但这些琐事与生死大事一样,也蕴含着相应的真知,对这些具体情形的现象学反思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第二条路则有两条支线,一条是自然科学的,即借助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等对象化的研究,来解剖意识的结构,对于这些科学方法现象学不必急于排斥,神经科学研究出的某些意识的机制,的确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意识活动,就像通过相片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个人,即便说其中呈现的面相是非常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另一条就是技术哲学的了。

我综合了麦克卢汉和斯蒂格勒的相关讨论在此不多讲解了,我只谈“意向性”在其中的位置。

意向性强调了意识活动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孤立的绝缘体内部的事情,它本身就具有“延伸”的特点,以某种方式,通过某种结构,向外部事物延伸过去。

而这种延伸是有“套路”的,对于每一种不同的事物,人们就有不同的意向方式,我们关注食物的味道,关注锤子的份量,关注衣服的外形……“想汉堡”和“想女人”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一般是“吃”的意向,后者一般是“睡”的意向。所谓意识到某物,不是说该物像一个几何空间中的形体那样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而总是意味着,某物以其特定的方式被我们所意向。

而这些意向某物的恰当方式,显然不是先天地在我们的大脑内部形成的,而是通过试用和学习,是通过和外部世界长期打交道之后形成的。

和康德的先天形式不同,“意向结构”并非先天固定,而是更多地是由后天设置而成的(其中一大部分是最初无法选择但之后可能修改的“缺省配置”)。

那么“学习”何以可能?这就回到了我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了,外化与内化,技术作为“第三记忆”,等等,不赘述。

技术恰好是意向结构的外化和固化,正是这种外在延伸的存在,才使得内化亦即学习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人的意识向来固有的意向性特征,亦即向外延伸的特征,才使得技术的创造和制造成为可能。“捶打”的意向指引着“锤子”的制造,而“锤子”的现成存在又强化和修订着人们关于“捶打”的意向。

如此一来,对技术器物的分析,就有可能是对意识结构的研究,因为它们无非就是意识结构的延伸和固化。

当然,把技术器物当作现成对象来研究仍然是不够的,这就好比大脑神经也可以被当作现成对象来研究。“技术意向性”的好处不在于其现成化,而在于其公共性。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外显的、可见的、公开的方式,来进行反省活动。“非对象性的思”听起来很玄妙,但“非对象性的用”就要好懂得多。我把胡塞尔的“悬搁”肤浅化了,变成了对“媒介内容”的悬搁。比如要检查话筒这一媒介的意义,我就通过“喂喂喂”之类的操作,把通过话筒而呈现的声音内容架空掉,我们不是关注话筒的物理结构,也不是关注讲话的具体内容,而是关注讲话内容通过话筒之后发生的变化,而这变化的结构就是话筒的“意向结构”——“扩大声音”。也就是说,当我试图通过话筒说话时,我的意向是扩大自己的声音。而这种意向是我们通过喉咙扩大声音的延伸,是“想大声说话”这一意识活动的延伸。但这些延伸又开辟了新的意义,因此“想要拿到话筒”的意向毕竟与“想大声说话”不完全相同。通过分析和比较是否使用话筒的不同场景,自然能帮助我们反省人相应的各种能力和欲求,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

技术意向性与“大脑意向性”并非两码事,它们一方面是连续的,前者为后者的延伸;另一方面是对称的,双方互为前提,互相转化。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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