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的结构(草稿)

这是上周吴门讨论班我讲的文章,文章本身是非常不完善的,不只是在形式上没有写完, 关键问题是基本文献的缺乏,“技术革命”的相关问题在学界似乎缺乏值得引用的讨论。当然,这种情况有理由怀疑我这一课题的成立本身存在问题,吴老师也对此 高度质疑。但我自己仍然认为这一问题是合法的,“技术革命”的概念的确值得深入探讨。

我这篇文章本身只是对库恩做了一个表面上的对应,这一对应是成功的,但我尚未展开阐明这些对应的意义。我在文中也有一些暗示,这涉及到对技术究竟是什么——以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重审。吴老师坚持“科学唯一论”,因而怀疑把科学史理论延伸到技术史,而我认为科学是技术的一种特例,其独特性和任何一种独特技术之独特性类似,这样一来科学史理应从属于技术史,技术史的理论当然就可以延伸到科学史。注意到上述两种看法并不矛盾,即便说科学史是从属于技术史的一个特例,那么“科学革命”这一现象究竟是专属于这一特例之独特性,还是一般技术史也有类似现象呢?这还是需要探讨的。因此我做一个“对应”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对应的成立证明了科学革命的现象并不那么特殊。

本来准备再改改这篇文章再发,不过想想还是先保留原样吧。回头我会写一篇文章来讨论一下科学史和技术史的“一与多”的问题,这也是我与吴老师的分歧焦点,用一两篇文章是说不到位的,慢慢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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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的结构

对于“技术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一词,我们并不陌生。这个词大约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指称一种全局性的时代变迁,接近于“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一场技术革命,而现在正在发生的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另一种用法是指称某一局部领域中的重大变革,比如农业中技术革命,采矿业中的技术革命,果汁加工行业中的技术革命等等。

一般来说,我们能够读懂这个词的意思,相对于“技术改进”或“技术变迁”之类的说法而言,“技术革命”显然是要表达一种更强烈的、更具颠覆性的变革。

但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革命”这个概念的内涵还没有得到充分阐释,究竟什么是技术革命?怎样来判定一场技术革命?以及技术革命对于技术史或人类文明史而言有何意义?这些问题都有待展开。

相比之下,“科学革命”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的阐发,特别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打通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从此“科学革命”不只是一个科学史问题,更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科学革命”的概念不止关乎对具体科学成就的理解,更关乎对科学究竟是什么的理解。在库恩看来,科学不是一整套可以不断累积的关于真理的命题集合,而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实践活动。

那么“技术革命”的概念,是否也不止关乎对具体技术成就的评价,而是关乎对技术究竟是什么的哲学反思呢?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范式”、“不可通约性”等概念,不止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在宗教史、艺术史、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么是否也可以把库恩的范式理论延伸到技术史的领域呢?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是否有着相似的结构和意义呢?

有很多理由阻止我们展开这一类比,技术与科学似乎有着许多不同,比如说,科学似乎是单一的,有着明确的方向的,而技术是多元的,各种技术各有发展方向。又比如说,科学有比较明确的理论体系,而技术似乎与理论知识无关。再比如,科学关乎对错,而技术无关对错。

然而,在深入考察范式理论之后,以上的分割都被打破了,我们发现,科学也有多元性,而技术也有统一性;范式的核心不在于理论体系中的明确规则,而在于前理论的实践方式;在科学革命前后新旧科学的胜负,也并不在于对错。

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也许并没有那么巨大,如果我们把现代科学视作技术的一支特例,是现代技术的后果之一,那么科学革命就可以看作技术革命的一个特例。于是,把科学革命理论延伸到技术革命,恰好是一种“推广”——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一种特殊情形。

我们不妨从库恩的学说出发,探讨科学革命在哪些意义上与技术革命相通。

 

 

 

编史学革命

在《结构》一书开头,库恩就表达了他试图通过重新讲述历史,改变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形象:“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1]

库恩指出,传统的(线性累积的、辉格式的)科学史遭遇的困难和不满,导致了科学史领域的编史学革命,结果是“科学史家不再追求一门旧科学对我们目前优势地位的永恒贡献,而是尽力展示出那门科学在它盛行时代的历史整体性”[2]

在技术史方面,情况是类似的,随着20世纪后半叶技术史学科的发展,线性累积的历史模型逐渐过时,技术史家不再专注于标记技术成就的年表,而是试图回到历史语境,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下考察技术的变迁。

于是,技术史更加关注的,不再只是技术器物本身的发明和制造过程,更关注技术物与其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

正如库恩所说,从辉格式的叙史,到语境化的叙史,不只是一种叙事风格的转变,更反映了对叙述对象的重新理解,科学不再被当作是悬浮于社会文化环境之外的自存之物,科学革命也不再只被放在科学内部被衡量。相应地,技术革命也不再只是技术物本身的事情,而必须被放到历史语境中被整体考察。

对科学史而言,新的叙史方式的代表人物是柯瓦雷,而就技术史而言,芒福德是重要的开创者。

芒福德指责其他技术史家往往过于关注技术的内在历史,而忽视了更广阔的历史情境。即便是最早洞察到技术的文化意义的马克思,也忽略了文化对技术的作用。[3]芒福德指出,技术史“应当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图景,描绘人类本性和技术环境如何共同演化”[4]

在这种历史图景下,技术变迁的意义被重新审视,芒福德在讨论机器的发明时指出:“从一开始,机器所取得的最持久的战果并不在于那些工具仪器本身,它们很快就过时了;也不在于产出的商品,它们很快就被消费掉了;而是在于在机器之内蕴含的或者通过机器而成为可能的生活模式。”[5]“机器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它实际的成就,……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迅速组织起一种新的环境,并在自然与人文艺术之间形成某种第三领域,它不仅仅是完成旧目的的一种更快方式,而且是让新的目的得以表达的有效方式——简而言之,机器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6]

在这种历史观下,技术的意义不限于它本身的目的,例如钟表的意义不只是提供更精确的报时,而是在于围绕钟表组建起来的守时的观念和刻板的生活节奏;工厂流水线的意义不只是更快更多地提供相关的产品,而是整个改变了资本家、工人和消费者等群体构成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

库恩指出:“像氧和X光这样的发现,并不单单是在科学家的世界中增添一个新事物而已。”[7]同样地,诸如钟表和蒸汽机这样的发明,也不单单是在技术使用者的世界中增添了一个新事物而已。技术史不只是要记录一件件新事物的出现,更要关注这些新事物与相应的历史语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科学革命理论一样,技术革命也要在这种语境化的历史图景下被审视。

 

 

常规时期

在考察科学革命之前,库恩首先界定了“常规科学”的概念:只有在常规时期,科学的发展才是累积式的,有一定的规范可循的。

而库恩指出,引导着常规时期科学发展的,不是明确的规则条文,而是“范式”。“规则导源于范式,但即使没有规则,范式仍能指导研究。”[8]

“范式”在库恩那里有着多重含义,最基本的意思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成功实例”。[9]

库恩通过“范式”一词,强调的是科学活动的“前规则”维度。判断新手是否有资格加入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不是他记住了多少公式或数据,而是在于他是否能够以前辈们为典范,照葫芦画瓢地展开研究实践。

那么技术活动方面,能不能沿用“范式”的概念呢?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比科学更加适用“范式”的概念,因为技术活动从一开始就更贴近于实践活动,技术的传承往往更明显地通过对范例的模仿。

库恩所说的范式,与科学革命的概念一样,范围可大可小,化学有一定的范式,有机化学也有一定的范式。某一个具体的科学门类都有一定的共同体,也就有一定的范式。

就技术而言,“范式”也可大可小,“范式”的范围取决于相应“共同体”的范围。技术也像科学那样,会有某个共同体围绕着某门技术组织起来吗?当然是这样的。就像物理学家、化学家等共同体通过具体的科学门类互相区分那样,诸如农民、厨师、水管工、蓝领、识字者、网民、手机族、程序员等等,不同的技术门类组建起不同的共同体,有些更松散,有些更凝聚。

科学范式或技术范式的意义都在于为参与者提供“怎样做”的指导。科学范式经常呈现为经典文本或教科书,但并不是说整个共同体必须共享某一本具体的教科书,或者说所有教科书的编写必须遵循相同的规则才行。

正如库恩所说,每一个共同体并不是依靠某一套固定的规则,或者某种共同的“本质”而得到界定的,把共同体维系起来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10]。界定一个共同体的边界更多地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很难用客观的标准去裁定。

每一样技术器物都有其典范,比如一支典型的笔是长筒形的,用手握住后笔尖朝下在纸上进行书写。但这些“典范”并不是明确的规则或固定的本质,具体的笔可能千差万别,没有一项特征是普遍共通的,笔这一技术通过典范的书写活动被界定和辨认,通过书写者之间的学习和模仿得以传承。

无论如何,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同语言”或相似的行为习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其它群体相区别。

 

解谜

 

库恩指出,范式的作用不只是吸引一批人来模仿,同时也为这批参与者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相应的衡量标准。在某一范式下进行的常规科学研究,就是库恩所说的“解谜”活动。

所谓的“谜题”,就好比拼图游戏,它总是在一定的“玩法”指导下的游戏,超出范式之外的解答是不被预期的。范式的形成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相反,它开始向我们提出问题。

库恩说道:“判断一个迷的好坏标准,不是看它的结果是否内在地有意义或重要。相反地,真正迫切的问题,例如治疗癌症或持久和平的方案设计,通常根本就不是迷,……确信有一个解的存在却是它的标准。”[11]

技术范式也为技术的发展指明方向。比如说,菜刀向我们指明了切菜的问题,只有在切菜成为可能时,如何更好地切菜才成为问题。于是我们可以改进菜刀的使用技巧,或改进它的制作工艺或形态结构,设法让切菜更细致、更安全、更省力等等。如果根本没有类似菜刀的技术,对于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关于切菜的问题,他们甚至难以理解我们所说的“菜”的概念。

有了房屋之后,才有了如何让居住更加舒适的问题;有了电话之后,才有了如何增强通话品质和降低噪音的问题;有了报纸和广播之后,才有了如何更迅速和广泛地传播新闻的问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才有了如何让程序运行得更加高效的问题……

与其说每一种技术都解决了一套问题,不如说每一种技术都提供了一套问题。技术从来都没有完全解决某个问题,每一种技术都指向相应的目的,但它们对目的的达成总是不够完善的,总是让人不能完全满足,因而总是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留出了余地。

和常规科学一样,技术范式提出的要求和规则,激励着技术的改良。这就是常规时期的技术发展,这种技术发展是累积式的,有方向的。比如计算机芯片从286到386,显示器分辨率从640X480到1024X768,这都是常规的技术改进。在常规时期,人们往往能够比较明确地判断何谓进步。

 

 

 

 

反常和危机

但常规时期的累积进步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库恩指出,在常规科学遭遇的反常和危机中,科学革命逐渐酝酿起来。

所谓反常,指的是“自然界总是以某种方法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所做的预测”[12],也就是说,人的探索遭遇到来自自然的阻力,“自然”并不总是顺从人的预期。

反常和谜题之间并没有一个客观的界限,事实上,反常首先大都被当作有待攻克的谜题来看待。只有当在常规范式下攻克某一谜题的努力不断地遭遇失败,人们才开始把这一现象当作常规范式之外的“新发现”。

而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无法被旧的范式所容纳,人们对依照旧范式所指引的方向来解决这些反常问题越来越失去信心,这就形成“危机”。有些危机可以通过对旧范式的挖掘或改善最终得以化解,而另一些时候,危机最终引发了科学革命,在最终成功的新范式下才得以化解。

关于反常和危机的理论似乎不太容易引入技术史的范畴,因为技术似乎并不旨在解释自然现象。然而就常规发展遭遇自然的阻力这一意义上而言,技术的发展也会遇到“意外”与“瓶颈”。

比如瘦肉精最初是作为治疗哮喘的药物被开发的,而它能够让猪肉更瘦的功能属于意料之外,又如DDT的杀虫特性及环境危害等,都是偏离技术发展的常规预期的新发现。在常规发展下,作为杀虫剂的DDT相关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比如如何降低DDT的制造成本,如何更有效率地喷洒等等。但它意料之外的毒害一经发现,并且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法通过常规的改良(如制备时更加提纯、改变喷洒技巧等)化解这一问题时,DDT的常规发展就不得不中断了,最终被某些新技术所取代。

另一些时候技术的常规发展遇到自然或社会环境的阻力而停滞不前,例如折射式望远镜发展到一定程度总也无法改善光的色散引起的问题,坩埚炼铁法总也难以让燃料与铁材相分离。最终新的技术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改良折射式望远镜的方式(如改善透镜材质)是难以得到反射式望远镜的。

有些时候旧技术遇到的阻力在原则上是有可能逐渐改善的,但人们仍有可能对此失去耐心,转而需求一种新的方式。例如手抄本讹误百出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对抄写员誊写和校对技巧方面的训练加以改善,但最终更多人宁愿建立印刷工坊而不是继续培训抄写员。

新范式总是以旧范式难以容纳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或制定新的发展方向,然而新范式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新范式总是在旧范式中就有所酝酿的。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没有一种新技术是凭空出现的,每一种新技术都给出一套新的目的或尺度,展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这些新事物也总能在其前辈中找到连续性。

 

革命与不可通约性

库恩把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称作“科学革命”,库恩使用“革命”一词,是自觉地以政治革命作为类比,他指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政治制度。”[13]

这也就是所谓的“不可通约性”,因为对于哪种解答更好的衡量标准,本身就是范式的一部分,在两种不同的范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公共的标准,去衡量这两个范式之间的优劣对错。

例如哥白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比托勒密体系更简洁,并且解决了行星顺序问题,但它也带来了物理学和恒星视差等新问题。在新范式兴起之初,人们接受新范式的理由往往并不是客观理性的,新范式并不是因为更“正确”才胜出,新范式的胜出更多地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

新技术当然也不是因为“正确”而胜出,甚至也不是因为更“有效”而胜出。无论是正确、有效、简洁、先进等等,任何一种衡量尺度本身也都是由相应的范式提供的。只有在同一范式下,技术的优劣才能够被衡量。例如586的芯片就是比286的好。然而在不同的技术范式下,就没有确定的比较标准了,例如印刷书比手抄本更容易标准化更具公共性,但手抄书字体更美观且更具收藏价值。又例如诺基亚的经典手机和苹果手机之间哪个更好呢?如果从旧的范式来衡量,例如在通话清晰性、信号稳定性、电池持久性等各种原先用来衡量手机的尺度上,苹果手机都是大大落后的。习惯于围绕旧手机建立的生活方式的人,在一开始是难以接受苹果手机的。只有在习惯了智能手机所建立的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人们才会理解苹果手机的好处。这正是技术革命的不可通约性——无法在以衡量旧技术的尺度去衡量新技术,新旧技术有不同的使用场景,构建起不同的生活世界。

例如发起于宫廷的一次政变最终可能影响整个英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就像政治革命那样,科学或技术的革命往往缘起于某个特定的小圈子。例如哥白尼革命最初只限于一小撮专业的数学家,然而最终它引起了整个科学领域乃至人们世界观的变革。

技术革命也是如此,一项技术革命最初可能只是在针对某个具体事务的狭小领域发生,例如蒸汽机最初的应用只限于提高采矿的效率,火车最初只是用来运煤或娱乐,但这些领域的革命最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是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或技术都不是孤立自存的,某个共同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生活的其它方面之间,总是分环勾连着的。而重新塑造这些事物之间的关联方式,正是“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例如哥白尼革命割断了物理学与伦理学的关联,又完成了物理学与天文学的关联;高炉炼钢法消解了钢铁产业和木炭的关联,而建立了钢铁产业与采煤业的关联;汽车把石油工业、制造业和旅游业联系起来,而割断了养马与出行的关系……

因此科学或技术革命并不是在某个瞬间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往往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逐渐蔓延的过程。

在革命过程中,往往是一个新老并存的的混乱格局,旧范式的信奉者试图固守自己的阵地,而新范式的追随者则竭力鼓吹美好的未来,各种范式之争很难找到中立的裁决。柏拉图时代的口语文化人会指责文字损害记忆,现在的老年人也会为年轻人沉迷网络而痛心疾首。

即便按照新范式下的衡量方式,在新技术兴起之初,它也未必比旧技术更加优越。比如汽车比马车更便利吗?这不仅取决于汽车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相应的环境。在一个没有加油站,找不到停车位,只能找到马车夫而找不到驾驶员,公路也专为马车设计的地方,汽车恐怕并不比马车方便。任何技术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设备,背后总有一整套互相勾连的生态链条。蒸汽机、火车、电等等,最初作为一个新玩意孤立地出现时都不过是一些不知所谓的玩具。

那么,在新范式尘埃落定之前,最初的追随者为什么会选择用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呢?库恩指出这就像是宗教上的改宗现象,原因可能是这个人的个性、国籍、神秘主义信仰等等。而就新技术而言,最初推动它发展的制造者看中的可能是想象中的美好前景,或者只是想做一次风险投资,而最初的使用者也许只是因为时尚或好玩。

 

 

无形的革命

尽管科学革命带来的影响如此广泛,但库恩指出,科学革命的存在和意义被系统地隐瞒了[14]

这是因为新范式会同化旧的范式,“重建先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15]。新科学的成就和用新科学的语言重新翻译的旧科学的成就,通过教科书沉淀下来,变成权威的、现成的东西,从而让人遗忘它们的历史性。

虽然没有“教科书”,但技术革命同样有自我隐瞒的特性。我们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技术环境下成长,而我们看待和衡量生活与世界的方式,正是由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技术环境塑造的。因此,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用被自己默认的范式来看待更旧的或更新的技术。我们能够从生活世界的整体关联出发,去衡量每一项技术器物的意义,然而,对那些并没有与我的生活建立紧密关联的旧技术或新技术,我们往往只能把它当作某种我所熟悉的技术物来衡量,又或者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器具来理解。

例如我们如果不把蒸汽火车放到一个整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来看待,而只把它看作一个在矿场取代手推车和马车的运煤工具,那就很难理解火车的意义。如果我们只从砍杀工具的角度来衡量冷兵器和热兵器,我们会发现宝剑能杀人,手枪也能杀人,无非就是杀人效率的差别而已,这就看不到随着热兵器取代冷兵器造成的整个战争方式、社会阶层和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变革。

 

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

必要的张力

 

 

 

 

 

 

 

 

 

 

 

[1] 《科学革命的结构》1【2】

[2] 《科学革命的结构》2【3】

[3] Mumford(1961): 230-236

[4] 芒福德(2008)

[5] 芒福德(2009a):283

[6] 芒福德(2009a):282

[7] 《科学革命的结构》6【7】

[8] 《科学革命的结构》35【42】

[9] 库恩(2004):306

[10] 《科学革命的结构》37【45】

[11] 《科学革命的结构》30【37】

[12] 《科学革命的结构》44【52】

[13] 《科学革命的结构》80【93】

[14] 《科学革命的结构》114【135】

[15] 《科学革命的结构》6【7】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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