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与体制改革

上篇文章提到专制体制不断要有迫在眼前的危机来克服,以仇恨和战斗为基本的姿态。当然民主体制也同样要不停解决眼前的问题,“解决问题”是治理的常规状态。

然而,不同体制下解决问题的基本范式是不同的,这并不只是一个与时俱进或因地制宜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人要解决中国特殊的问题,美国人要解决美国的问题等等,范式差别不仅仅是这种意义上的区别,更包括诸如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怎样才算解决问题这些衡量标准的差异。

在这方面我不同意一些右派所持的普世主义,但事实上我更加反对的还是左派的科学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经常都倾向于相信一种客观的,绝对的判断,这我并不认同。但我也不是虚无主义者,正如库恩本人也还相信进步的存在,我也相信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是通过某个漂浮于历史之外的超然标准衡量得出的,而只是说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立场上,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我们能够体会到某种上升的经历。回顾过去,我们有俯瞰的感觉,这就是进步。这种俯瞰的感觉并不是目中无人的盲目自大,恰恰相反,只有我们能够尊重历史,能够诚恳地审视历史,才有可能站在历史之巅,而目中无人的只能是井底之蛙。

坚持进步的观念使得我们可以努力追求更好的政治制度,专制是倒退,而民主是进步,这是一个笼统的方向。当然进步未必是好事,也有可能是误入歧途,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库恩的提“科学革命”的概念正是要引入与政治革命的类比,我们可以通过政治革命的隐喻来理解科学革命,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理解政治革命。也就是说,首先,一种政治范式并不是由一系列客观的命题组成的,而是包括各种思想模式、社会心理、技术条件、价值信念等各种维度和层次;其次,更新的范式未必能够解决老范式中的难题,而是通过改变提出和面对问题的方式消解它们,几种政治模式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裁决标准来判断效率的高低,价值观念本身也蕴含在政治之内;最后,一套政治范式有其处理一般问题常规模式,等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套常规模式不再能够解决问题时,危机出现了,“革命”并不是解决了某些具体问题,而是根本上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政治范式下的人们很难交流,这种隔阂并不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样针锋相对,而是根本谈不到一块儿。例如中国的保守派(左派)主张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解决具体问题,他们会质问:言论自由能解决问题吗?结社、游行能解决问题吗?别动不动就说体制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在表面上看,他们是理性派,是冷静务实的作风。当然,这恰恰是在“常规时期”的基本做派——不质疑根本的框架和理念,致力于解决现实和具体难题。但是寻求体制改革的人恰恰不再信任旧框架的解题能力,而是要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因此在表面上看,是一种更加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做派。

即便旧制度已经日薄西山,解决具体问题的追求还是能够不断延续下去的,就好比托勒密的天球体系,看到哪里出了漏子都可以再增设一些本轮补救回来,反而是新生的新模式只能提供一个粗糙的图景,在解决细致问题时却不能够驾轻就熟。但不停地增设本轮进行微调,只能使旧的体系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迟钝,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丑陋,最后积重难返。

在这个时候,坚持毕竟管用的旧范式仍然是务实的选择,而抛弃它却似乎更不讲理。这就好比一个想要甩掉旧情人,你去追问他:你到底讨厌我什么,我一定改。当然,如果她能提出这个具体问题,相信他确实能改掉,但许多时候这位务实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去改过了,人家就是“受够了”,就是对你没感觉了,就是对你们的未来失去信心了,她根本没有耐心让你慢慢改正,甚至她可能根本说不清你哪里不好,但你就是被甩了。当然,改革者会有许多说法,在改投另一个情人的怀抱时也可能找出许多理由来,她对于什么人更好可能有更明确的理解,但就其不再给予改正机会而言,“甩”是一个非理性的动作。

不过,我不是号称改良派吗?我曾提倡“自下而上的改良”。但是在这里,我又将站在“改革派”的一边,这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并非矛盾,所谓革命,并不是指一个一蹴而就的暴力颠覆。例如阿拉伯世界一下子禁绝了希腊学术,这并不会改革出一套新学术来。而欧洲的科学革命恰恰是从重新肯定古代学术开始的,即便以哥白尼到牛顿为界,也至少经历了百余年,更不用说后两个世纪在逐个领域中的革命。革命可以有一些标志性的分界点,但事实上整个革命的过程可能是非常漫长的。政治革命也是类似,法国大革命中有一个显著的暴力颠覆的阶段,但这一小段时期只是之前种种观念和制度改革的结果,而且就整个历史发展来看,这个暴力革命阶段恰恰是最无益和最灰暗的环节。

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境况而言,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事实上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政治范式,我们的官方教条,社会习俗,法律制度,价值信念,政治运作,交往模式等等各个方面,并没有真正稳定地整合在一起。或者可以说,从晚清至今,中国一直都还处于这个漫长的“革命时期”,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正统”范式,掌权者的信条和套路失去了权威,但也没有哪种新套路占据了正统。

因此我所谓改良而非革命,指的是在这一个已然是“革命时期”的环境下,循序渐进,而不要诉诸一蹴而就的暴力颠覆。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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