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形式显示”

看着井琪在“这”和形式指引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忍不住常常反驳,为此我也断断续续读了一些关于海德格尔早期“形式指引”的概念,逐渐有了一些理解。

基本上说,我始终不太重视“形式显示”(formale Anzeige,形式指引)这个概念,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个词组显得太西化,太专业化,容易被读作黑话,让外行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如果找得到更浅显平实的表达方式,就完全可以绕过这个词组;第二,这个概念是海德格尔最早期思想正在形成之初所使用的概念,其中胡塞尔哲学以及传统哲学的背景太深,对于文献学者们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形成路径是有意义的,但是就活跃活用发扬海德格尔思路而言,未必有多大意义;第三,海德格尔本人对此术语的阐释并不丰满,虽然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但毕竟不够细致。

不过,如果说形式指引这个概念还是值得重视的话,关键也恰在于,这是海德格尔思想初创期所运用的概念,其中自然会暗示着他的思路与胡塞尔以及当时的哲学背景的深刻关联,以及他最终能够独辟蹊径的突破口在哪里,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掘出海德格尔哲学与其它哲学进路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太支持井琪在这个概念上过深地纠缠。因为井琪属半路出家,哲学功底并不深,除了海德格尔之外,对其它相关的哲学史背景、思潮和脉络并没有深入的把握。当然,我们搞科技哲学的,并不拘泥于文献史考据,而可以在某一两位大师的启示下活学活用,自由地分析具体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需要把相关的哲学源流搞得太清楚,专心读海德格尔,也是很好的。然而若是如此的话,就不该执着于,或拘泥于海德格尔的某几个专门术语,应该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阐释海德格尔,非但不必围着形式指引这个词组打转,就连此在、集置等等更成熟的术语,也不必太较真了。而既然要抓牢“形式指引”一词来作运思,那么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为什么需要抓牢这个词。

井琪说要“就其脉承看海德格尔形式指引之形式”,这个“就其脉承”是很对的,形式指引这个概念的关键意义就是揭示海德格尔思想的脉承源流。然而他实际阐述出来的东西却让我大呼失望。这个概念在他口中变得玄之又玄,但偏偏不承认“形式指引”之“形式”与胡塞尔“形式化”概念的共同处。当然,形式指引中的形式比形式化之形式更为原初,但不可否认它们有直接的关系。

也许正如井琪所说,形式指引之“形式”就“是”“实际生活经验之‘如何’”,但这顶多是一个结论。就好比我们说“水就‘是’H2O”,这句话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对“水”是什么有一个“事先”的理解,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关于“水是什么”的定义或解释,我们需要首先知道我们在谈论的对象是什么,才能够理解关于这个对象“是什么”的种种解释。我们知道“水是H2O”这句话表达什么意思,但是不知道“石乌畏是H2O”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这个石乌畏究竟是什么。

也就是说,关于一个对象是什么的谈论,奠基于关于这个对象确实能够作为一个对象被理解的前提,因此,当我们得知“形式指引之形式就是实际生活经验之如何”时,我们还不够满意,因为我们首先还需要被指认出我们所谈论的这个对象,或者说,这个对象需要以某种前命题方式显示出来。

而这个“指认”,这个“显示”,恰恰就是形式指引之指引/显示。

“形式”的基本含义就是“形式逻辑”的形式,亦即刨除了内涵的,抽象的形式关系。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形式化”与“普遍化”的区别——从“红”到“颜色”或从“颜色”到“感性性质”的普遍化的过渡,与从“感性性质”到“本质”和从“本质”到“对象”的过渡,前者是普遍化,而后者是形式化。

这一区别事实上类似于分析哲学家关于量词与谓词的区别。分析哲学家引用康德的话——“存在不是谓词”,从而不仅推翻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也一举奠定了形式逻辑的根基。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更是试图解决“石乌畏是H2O”无意义的问题。众所周知,罗素的例子是“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或者更原始的“金山”难题——如果主语不存在,那么我们谈论的对象又是什么,如果我们关于“当今的法国国王并不存在”的判断是“言之有物”的,那么这个言中之物究竟是什么?罗素的策略是把“主语”翻译为“摹状词”,或者说,我们真正所谈论的并不是主语所指涉之物,而是一个形式结构,形如∃x[(Kx & ∀y(Ky → x=y)) & Bx](谓词K表示“是当今法国国王”,B表示“是秃头”)。

不过,这解决了我们的困难吗?摹状词理论顶多是在形式化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搞得更精密些。然而没有解决最开始的问题:我们如何领会我们所谈论的对象?罗素把谈论的对象(主语)翻译成描述性的摹状词,那么问题就转变成,为什么这个主语指的就恰好是如此这般的描述?——“存在一个x,x是法国国王”,那么“……是法国国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罗素把“法国国王是……”变成了“……是法国国王”,但问题依旧:如果我们压根不知道“法国国王”是什么玩意,不知道“石乌畏”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不能理解界定这个东西的命题。

(补注:所谓先行把捉所谈论的主语,并不仅仅在于是否能够理解主语的内涵,而且其“外延”也同样是暧昧不明的。例如我们不知道“石乌畏”是否就是“一个对 象”,还是一群对象,还是一种性质,还是一个人名。“存在量词”的意义在于预先设定某个“全集”,或者说事物领域。而罗素悖论已经证明并不能够设定一个包 含一切的一切的总的集合,而只能设定具体的集合。一个存在量词需要在某个预设了的全集下才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存在量词所描画的那个x完全没有理 解,那么事实上是无法对之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除非我们不知不觉中虚构了一个不需要任何预设的“一切的一切的集合”。)

当形式化已然开始,当我们已然把事物看成a、b、c,而把属性或关系读作P、Q、R的时候,我们就已然对我们所谈论的对象有了某种把捉。我们用语词,用符号,捉住了某些对象,再进行描述和界定。但前提在于,这些对象首先要作为某种可被把捉的对象显示出来。

海德格尔讲道

形式述谓不受事物内容的限制,但它却需以某种方式得到启动(motiviert sein)。它是如何受到启动的呢?它起源于姿态关系(Einstellungsbezug)的意义本身。从对象那里,我看不到其内容上规定的是什么 (Wasbestimmtheit),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它的规定性(Bestimmtheit)。我必须忽视事物内容的什么而只关注这一实情:对象是一被给予者,是以切合姿态的方式被把握的。因而,形式化起源于纯姿态关系本身的关系意义,而不是源于“一般事物内容的什么”(Wasgehalt)。

形式指引既不是一种形式化也不是一种普遍化,形式化或普遍化都是对事物的“秩序整理”(Ordnen),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捕捉到事物。

后期海德格尔讲的座架(集置)就是说,现代人的世界好比是一座行列分明而没有暗格的大书架,每一件事物都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上面,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确切的定位,而科学的任务无非是进一步整理它们的次序,而这一工作似乎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无关,而只和书上早已贴着的标签有关。

但是,整理秩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事物之间始终存在着空隙,如果书架完全没有空隙,我们就无法移动任一本书。海德格尔讲道:“为了完全按照事物关联的内容来进行次序整理,事物关联就必须是松释的(frei),必须有自由的余地。”为了整理书架,我们不仅需要去把握一本一本的书籍,还必须领会这个书架的余地。也就是说,为了整理书的次序,我们在着眼于书的内容之前,首先要领会的是每本书被赋予的“空间”,而这一“空间”并不能够仅从那本书本身之中找到。

而且,事实上,“世界”并非如此单调,世界秩序的整理至少比打理一间书房更繁难些。在书房中,每一个事物的摆置都是互相指引着的,事物总是在某种空间下显示出自身,或者说,在某种余地中得以显示。书架为书留出余地,纸为笔留出余地,床为被子留出余地,桌子为椅子留出余地……而归根结底,整个环境的布置最终为人的生活留出余地。

当我们能够指涉某个事物时,意味着我们已经预先置身于某个空间,这个空间预留了该事物的位置,但却不是说,该事物已然现成地占有了这个位置。当我们谈论一本书时,我们领会着它与书架、书桌、台灯、纸笔等等事物的关系,这些相关联的事物构造出一个环境、一个语境,从而为书这个对象预留了空间。当我们谈论“法国国王”时,我们领会着他与法国,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甚至包括他与法国总统或英国国王的关系,这些相关的事物为法国国王留出了余地。但这些“关系”并不是现成的,并不是实现了的,并不是刻板的函数关系——也许我们最终发现我们所谈论的那本书根本不在书架上,甚至压根就没有那本书,或者压根就没有法国国王,但这并没有取消书架与此书的“关系”,书架确确实实为这本被谈论着的书留出了余地,至于这本书是否现实地在这一余地中显示,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可以说,“形式显示”对应于“实质显示”,由书架和书桌等营造出来的环境,在形式的意义上——在使得该物可被指认的意义上——让某本书作为对象显示出来,但这本书究竟能不能实质上在某个特定的位置显示出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说,“形式指引”的意思恰恰是“悬而不定”地“切合关系”。海德格尔讲道

这个形式是某种切合于关系的东西(etwas Bezugsmaebiges)。而显示则是要事先显示出现象的关系——然而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相当于警示!一个现象必须被这样地事先给出,以致它的 关系意义被维持于悬而不定之中。人们必须谨防采纳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现象的关系意义原本就是理论性的。现象的关系与实现不可预先就被限定,它应维持于悬而不定之中。这是一种与科学极端对立的态度取向(stellungnahme)。

总之,“形式指引”并不是一个玄之又玄的概念,它和海德格尔所用的任何术语一样,并没有彻底脱离其最一般最字面的含义——形式指的就是外在的关系,与内涵相对,指引就是对事物的指认,或事物者说显示其踪迹。只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形式关系并不是理论性的、函数性的,而是前理论的、非数学的,不是现成固定的精密连接,而是悬而不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指认或显示也并不是实质上的、现成地摆放在眼前的,而是意向的、先行的。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3 条评论

  1. 有一点没写清楚,现在补上:所谓先行把捉所谈论的主语,并不仅仅在于是否能够理解主语的内涵,而且其“外延”也同样是暧昧不明的。例如我们不知道“石乌畏”是否就是“一个对象”,还是一群对象,还是一种性质,还是一个人名。“存在量词”的意义在于预先设定某个“全集”,或者说事物领域。而罗素悖论已经证明并不能够设定一个包含一切的一切的总的集合,而只能设定具体的集合。一个存在量词需要在某个预设了的全集下才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存在量词所描画的那个x完全没有理解,那么事实上是无法对之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除非我们不知不觉中虚构了一个不需要任何预设的“一切的一切的集合”。

  2. 咦?第一,我从没说过这个词组玄啊,在我这里是清楚简单而原本的。如果从我嘴里说出来显得玄,那是因为我总是直接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说辞,自己没有去翻译,而没有去翻译恰恰是因为我自知哲学史功底不够,这一条你说的很准。第二,所以,我最近就在恶补哲学史。现在基本读完了西方哲学笔记和当代西方哲学笔记,下一步暑假打算读康德、黑格尔、分道而行,分析哲学教程、梅洛庞蒂最后回归到海德格尔。这个读书计划不一定能完成。

  3. 第三,“形式指引”之“形式”与胡塞尔“形式化”概念的共同处,以及与当时好几个哲学家的很多提法的共同之处,我在《就其脉承》一文中都提到了啊,我记得是强调了四个。怎么说我没强调“共同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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