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左派右派

最近经常提起左派和右派,不过总是战战兢兢的,总想补上两句:我不喜欢战队,贴标签是情非得已等等,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干脆专写一篇文章来谈一谈我对所谓左派和右派的理解吧。

最初了解左和右的概念应该是在中学政治课上,老师解释说左派是进步、改革,右派是落后、保守。我们这些被中国的填鸭教育洗脑的孩子一开始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右派的存在,因为在我们看来进步总是好的,怎么会有人反进步呢?当然很快我就意识的自己的幼稚,开始意识到“保守”的力量亦有其合理性。

不过后来对西方学术的一些了解(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仍然让我更倾向于左派知识分子,或者说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因为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往往更具有批判性,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具力度。现在我把自己定位为“右派社会主义者”,就反资本主义而言,我仍然更愿意听西方的左派学者的说法。不过就平等与自由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我不得不站在右边了。

对于西方的左派和右派,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哲学史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凑近看这两派争得你死我活互不相容,但远看其实差不多——站在古人或东方人的立场看,那些近代思想家都是理性主义者,也都是经验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也重视实验,经验主义者也重视论证。分歧展露得越尖锐,意味着他们所处的公共平台也越坚固。相对于那些与他们不在同一个平台上争论的人来说,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家的。

从中国看西方当代的左与右也是类似,西方的左翼和右翼进行争论的公共平台,在中国还尚未搭起。因此在中国人眼中,西方的左与右经常是一回事——奥巴马和小布什没什么差别,都在谈民主谈自由。而中国的左派把中国的右派指为“西奴”,并不是在说中国的右派是西方的右派的走狗,在中国的左派眼中左翼的奥巴马或希拉里并不会比小布什更加亲切。

很显然,中国的左右之分与西方的左右之分并无直接关系,但当然也不会是完全没有关系,左与右毕竟是西方的概念,辗转进入中国后经过演化和扭曲才成了现在的状况。

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共产党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时候,说毛是左,蒋是右,大致是不错的,和西方的左右分划也相差不大:左方更强调底层,更加激进改革,右方偏向精英主义,文化和政策上更加保守。

但随后的发展迅速扭曲了这一界限——毛是左始终没有变,而“右”却逐渐变成了补集:非毛者右。

有人说不对啊,左也未必是毛啊,不是还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吗?但是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在官方的叙述中,这里的左总是加引号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但右倾机会主义的右是不带引号的。现在被写入党章的那句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其中虽然貌似是在反左,但这个左仍旧是带引号的。也就是说,错误的左是假左,而右总是错误的。

从此以后,左成为政治正确的默认标准,而右则成了一切“反动派”共享的帽子。简单而言,左派是拥护者,右派是批评者。

并不是我要把拥护与批评划分开来,比如说我现在仍然自认为是我党的拥护者,但这与批评的姿态不矛盾,正是因为拥护才要批评。但是从历史来看,拥护者只是那些唱赞歌的人,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则必定被打成右派。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正是开端于“百家争鸣”的“阳谋”活动,遭殃的就是以批判为良心的知识分子。

直到今天我们也并未否定这一“反右”运动,只是认为这一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才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问题在于,既然言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何结果仍然是因言获罪?无论批评的言论有多么尖锐或者有多么荒谬,如果仅仅是言论,乃至于仅仅是尚未言说的思想,是否可以因此而定罪?反右的错误压根不是扩大化不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在一开始就错了,而这一错误至今未曾得到清算,以至于“因言获罪”的阴霾至今仍挥之不去。

自从这次被“坑”了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从此失去了政治力量,八十年代稍有反复,又被无情地镇压下去。直到近年来随着网络空间的兴起,知识分子才终于又重获了一些对公共政治的影响力。我们容易理解,所谓“公知”往往是右派的,左派往往不乐意以公知自诩,甚至把公知变成一个污名。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向来就是一个污名,是“臭老九”,不是现行的就是潜在的右派分子。只要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尚未真正得到平反,知识分子就始终还是一个臭名。而相对地,现今的“草根”与当年的“贫下中农”类似,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标榜。指责知识分子的那些“先验”理由也与半个世纪前并无二致:你们缺乏实践,你们不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你们读书无用、满口空话……所谓“先验”的理由,我指的是反驳者不需要具体地争论问题,凭着这些理由就可以预先把知识分子压在脚下,知识分子一点脾气都没有——难道还是得下放劳动一阵子才有发言权吗?但真的下放劳动了,还是不会有发言权,五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按照“贫下中农”的先验逻辑,知识分子永远也别想要发言权。

顺便说一句,言论观点与出身贫富有关系吗?的确还是有关系的。问题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家里有钱,我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吃到葡萄,而穷苦人家的孩子根本没吃过葡萄,那么我就更可能说葡萄好吃,而他则不太会关心这个问题。因此可以说我关于葡萄好吃与否的判断确实与我的出身贫富有某种关系,但是一旦我作出了这个判断,我仍然认为葡萄是甜是酸并不是一个具有阶级性的命题,并不是富人吃葡萄就甜,穷人吃葡萄就酸,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判断又与出身无关。关于“自由”也是类似,出身环境比较宽裕的人更有机会体会到自由的重要,因此富人更倾向于鼓吹自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认为自由的好处并不局限于富人,穷人不太关心自由问题,并不是因为自由对他们而言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体验而已。

但有人要说了,穷人所看重的某些东西,是不是富人也缺乏体验呢?的确是这样。因此政治总是需要争议和讨论,需要让不同的诉求充分展示并取得平衡。贫富只是身份差异的一种,即便你均贫富了,人们毕竟总是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体验到的价值并不相同——这里涉及的并不是真理之争而是意见之争。泡面能不能吃,饺子有没有营养,这些问题可以客观地进行研究,但今天晚上究竟是吃泡面还是吃饺子,这个问题就无关真理,只是一个单纯的意见问题了,但这却是一个紧迫的必须作出决断的问题。而在公共事务中,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事务的分歧不在于理论层面,而在于意见。自由是好的,平等也是好的,学生需要校舍,公务员需要办公楼,这都是对的。但在某桩具体的事务中,多种价值或多种诉求交错在一起时,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就需要有一个决策过程。而这个决策过程应该是让一小撮领导来独断统筹,还是以民主的方式争议解决,就是一个问题了。

虽然“为名请命”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传统使命,但一般来说,为民并不是替民,我们不想替代民众来表达意见,而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希望民众的意见有更多的渠道得到表达(例如谣言就是一个重要的渠道,选票当然也是)。西方无论是左是右,都看重言论自由,自由的言论空间本来就是所谓左右分歧得以展开的立足点。但在中国情况不太一样。只是右派们竭力鼓吹言论自由,而左派们对言论自由要么阳奉阴违,要么阴奉阳违。毕竟,右派继承的是五十年前那些“出洞”的鸣放者的传统,而左派尊奉的是那个大玩阳谋的引蛇者。

左派们竭力为毛辩解,除了要把他塑造为“公平”的神话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毛拥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功绩。这一点也是左派思潮的精神实质——极端民族主义。按我现在的观察来看,左派就是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构成了其动力源泉。这种民族主义虽然总是喜欢打“爱国”的旗号,但其实并不相干。爱国是一种“爱”,但民族沙文主义更多地表达的是恨意。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那些人鼓吹和强调“爱国”一词时的语境,有多少是温柔而充满爱意的肯定性的场景,又有多少是奋勇斗争、勇敢牺牲、前赴后继、与敌偕亡的破坏性的场景?左派的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仇,是仇外、仇敌,是对西方的憎恶,而根本不是什么爱国。爱自己的母亲并不意味着恨他人的母亲,爱自己的家园与仇视邻居的家园完全是两码事。我试图在邻居的花园中借鉴一些经验回来,以便精心布置自己的家园,这难道不是爱自己的家园吗?这怎么就是汉奸,是西奴了呢?

左派的这个“恨国主义”内核也解释了为什么左派竟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者。事实上我原本很难想象这些毛的拥趸怎么可能还会真心向往中国古人的礼乐教化。但联系到“恨国主义”,一切都说得通了——这恐怕只是一种宁要中国的草,不要西方的苗的心态:无论如何,我们要独立,要自强,就要不得西方的文化侵略。

这就是我对中国特色的左派和右派的理解。当然,泛泛而论难免以偏概全,但是足以表达并解释我的基本的倾向了。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2 条评论

  1. 引用通知: 随轩 » 爱国主义与恨敌主义

  2. 引用通知: 随轩 » 可耻的希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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