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正阔达之道——从科哲会议回到杨子讲座

第一届北京地区科哲研究生(创新)论坛终于搞完了,我虽然没有怎么出力,但毕竟被安上了一个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头衔,前期负责审稿,开会时负责一节的主持以及参与评论。

原本安排让我评论的是suli的文章,不过suli似乎是突发了什么事故(bless一下)今天没有去,于是没机会说了,有点遗憾。

Suli基于胡塞尔和希伦对胡塞尔的诠释对实验室“制造现象”作了一个“构成性分析”。就关注的问题而言,我对这类问题也颇有兴趣,之前我想写而写不出的论文,也正是想要从(媒介)现象学出发,来重述一些经典科学哲学中的问题。知识也好,实验也好,现象学应当能够来面对这些经典的英美的分析的科学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当然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而是要重新来提出那些问题。

但是真要写起来时,发现很困难,中文里没多少现成的文献,而英文文献呢?首先也不太多,其次我英文不好,最后就算是找到许多英美现象学家或所谓名不副实的“后现象学”学者们的科学哲学论文,这些论文真的有帮助吗?我是抱有怀疑的。看着suli的文章,我更加疑虑了,suli看起来似乎被一种英美式的风格所毒害了。英美分析哲学的风格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太坏,但是它与现象学的一种表面上的融合可能反而造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怪胎。

Jingqi关于之前一篇“后现象学”论文的评论深得我心——且慢谈“后”,我们对经典现象学的理解已经足够充分了吗?经典现象学的生命力已经耗尽而不得不重新投胎转世了吗?

中国现代学者喜欢赶时髦,总想要前沿、创新,总希望通过总结或融合把传统的路径超越掉,好像“后现象学”一定比现象学更好、更合时宜。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融合起来就最好了,因为这就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我的意见是,且慢点去追捧“后”,更要警惕所谓的融合。就类似于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在中医弱势的时候,这种“结合”未必是一种互补和开创,而更可能是一种吞并,被“结合”进西医的思想体系中去的中医与其说是发扬光大了,倒不如说是融化和消散了。结合并不是什么好事,永远不结合也不是坏事,人类的思想本来就是丰富多元的,尽可能地保持多样性有啥不好?现象学也不必和分析哲学去打成一片,现象学和中医的处境有点相似,虽然在民间很热,不过大多是一些似是而非或鱼龙混杂的解读,深入的理解和发扬还很欠缺,总体而言处于弱势。我们再要用分析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现象学,就可能造成中医的西医化类似的后果,中医最后剩下的无非只是一些在西医体系下被承认的一些草药方子,而其一整套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式最后将消散于无形。就现在的情况看,被分析哲学家们“吸收”的现象学,似乎也类似于那些“中草药”那样,无非是一些零星的概念和“点子”,而经典现象学的“精神”部分却看不到了。

当然,不要“结合”并不意味着拒绝交流。不同思想路径之间的交流,包括冲突和借鉴,是思想发展的最大动力。不过所谓“交流”,恰恰是要以双方的主体性的坚守为前提的(这里就想起杨子了),只有两个独立体之间才谈得上交流,不坚持自己的独特性,怎么可能在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呢?所以,在我看来,一种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应当去直面分析哲学,去面对经典的分析的科学哲学所讨论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也务必要坚守自己的风格,与分析哲学划清界限,而不是未加反思地直接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下提出问题。

一种分析哲学化的现象学非但对现象学无益,对分析哲学而言也未必是好事。哲学的一大职责(即便不是唯一的职责)是澄清概念,而分析哲学家恐怕会发现现象学家的概念是模糊暧昧的,而不如分析哲学家那样清楚分明。而分析哲学要把现象学所建立起来的各种概念吸收进来,势必要造成“消化不良”。例如在suli的文章中就掺入了“侧显”、“意向对象”、“在世”等现象学的概念,但恐怕又不是在它们原始的语境上使用的。但又未能以分析哲学式的严谨为它们定义清楚,就造成不伦不类的效果。事实上,现象学同样关心概念的澄清,但对待概念的态度和视角不同。分析哲学把语词概念看作是一些现成的对象,看作是一个一个的符号。因此偏爱用静止的方式给出一串确定的“定义”,更偏爱直接使用中性的数学符号——好端端的人话不说,非要说机器语言。suli的文章中也是,非得用Sx、M、|X>x这样的符号来表达,非得用一个专门的数学概念:“变换群”来说事。他没有详细解说什么叫变换群(变换群是一种线性空间中的线性的函数对应),也没有说明这种用法究竟是一种比喻或类推,还是实质上把认知活动理解为数学函数的对应关系。且不论这种函数式的理解完全是反现象学的(海德格尔肯定拒绝这样说话,我也不相信胡塞尔竟能数学化至于如此地步),就说这样一种崇尚数学符号和数学概念的风俗,可不仅仅是意味着一种简化的洁癖,而且恰恰反映一种根本上的思维定势和“看”的方式。当我汇报说:“在第3秒发生的某个事件”和说:“事件X3”乃至一般的“事件Xt”,这是两码事,这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经验方式,后者不是前者的简化表达。“一个认知对象”与“O”也是两码事。因为分析哲学视野下的概念是空洞的,是被架空了的,概念只关乎外延而无关“内涵”,更不用谈什么“意蕴”、“隐喻”等等,某个概念的历史源流更是与它毫无关联。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所谓的澄清概念,就是刨除勾连在概念之上的各种黏糊、柔软和湿润的东西,最后只留下一个概念的空壳,一个空洞的符号“X”,以及X与Y与Z等等空壳之间的最干燥的、坚硬的关联。换种说法,针对概念的纠结缠绕状态,分析哲学的方式就是“分”、“析”,也就是劈开,把扭结拆掉了事;而现象学的方式则是“解”、“释”,要把它松解开,释放开来,,这边松一下,那边紧一下,这边拨开一些,那边牵引一些,试图在不硬生生破坏原始的关联状态的情况下,迂回地梳理出问题的内涵、结构,并揭示出各种渊源和牵连。因此我们看分析哲学对概念的处理,仿佛觉得它是“一刀两断”式地简单明快,而现象学的解释动作则难免会表现出“东拉西扯”的形态。但现象学家使用貌似云山雾绕的丰富概念,东拉西扯地回旋游弋,并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在通过迂回的方式“解释”概念。当然,并不是说“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更对或更不对,许多情况下,对于纠缠不清的问题,剪开后重新缝也许是最恰当的办法;但现象学的方式自然也有其自身的意义。任何试图把现象学中的概念引入进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做法,都应当注意现象学为什么要使用那么多貌似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作为一个个现成的对象钉在那里,然后等我们去整理它们的函数关系。如果没有注意到这层区别,而是用分析哲学家对待概念的态度来理解现象学家的概念,那么要么是发现现象学家在故弄玄虚,要么就是平面化、简单化地曲解了现象学家的用意,要么就是自己也在故弄玄虚了。

有许多人认为现象学尽管挺有意思,但看不懂。谦虚点的就会说现象学高深、艰涩,直白点的就说现象学是忽悠、做作。我原本也这样想,觉得现象学是高不可攀的。现在我的想法倒过来了——现象学不是高不可攀的,而就应该是最为“肤浅”的。“肤”指切身,现象学必定要立足于我们最日常的切身的生活体验,“浅”指浅白、质朴,不花哨,不造作,用最平实的语言来论述,而抵制那些未经反省的数学符号和专业术语。如果说看着现象学总是觉得高不可攀,这要么是我们把现象学的概念理解为现成的对象而不是解释过程中所迂回的途径,要么就是现象学的文本本身没写好,或者干脆就是冒牌的现象学。当然,海德格尔的文本是如假包换的现象学,但我们读起来仍然不觉得质朴浅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语言的隔阂。一些德语中看起来平易近人的俗语方言硬要翻译过来,也不得不变成扎眼的学术术语了。

当然啦,我所说的平易浅白,和通俗易读是两码事。“肤浅”只是追思的立足点,但进一步的运思当然将要远远超出日常的思维力度。就好比说围棋所立足于的元素和规则系统非常简单平易,而拳击比赛所依托的概念和规则体系则复杂得多,然而欣赏一场围棋比赛却要比欣赏一场拳击比赛要困难得多。

研究生会议最后的晚宴被我翘了,逃饭的原因当然一方面是不爱出席社交场面,不过这次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要赶回来听杨子的讲座。我向来说,杨子是大学期间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位老师,他第一次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儒士”形象。他不像祥龙大师那样仿佛“世外高人”,杨子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是这个时代的,就在我们身边的人,但他又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士”。儒家的基本精神是直面现世,而不是采取任何退缩或超脱的方式以回避现世。在这个意义上祥龙大师不是一个典型的儒士,他是儒释道的混合体,而杨子是。

杨子这次讲“格物致知”,讲“大学之道”。他恰好重复了他的一贯主张:真正的“道”一定是“平正阔达”的,最有力量的道理总是以最质朴的语言道出,这是儒家思想的要求,也是现象学的要求。如果现象学不是“平正阔达”的,那么我所搞的就不是现象学。

201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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