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保送制度改革和胶州路大火

关于高考保送制度改革和胶州路大火

中国的教育制度似乎越来越向糟糕的方向改革,奥赛保送的取消令人惋惜。

当然,奥赛体制的确出了问题,本来只适合于极少部分数理尖子参与的竞赛,挤入了太多的人,这是糟糕的。至于奥赛造成的普遍性偏科现象是另一个问题,稍后再论。

禁止小学奥赛和初中竞赛班等措施似乎并不足以取消奥数热,取消高考保送也许是一劳永逸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即便能够消解全民奥数的困境,也始终是因噎废食之举。

在我看来,保送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保送的渠道应当更大幅地扩大,更大地增加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和范围。而高考的加分则应大幅缩减,让特长特异的直接走保送渠道,而高考则大刀剪除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包括体育、艺术、少数民族的制度性加分一律取消,全以自主招生的个人化的加分为主。

搞理科奥赛和搞奥林匹克体育类似,是需要专门化的投入的,这种训练并不培养全面的能力,而是专科化的培养。当然,有人要说了,奥赛造成偏科,严重偏科的保送生很糟糕等等。但这里第一个问题是,普通的高考生就不偏科吗?当然,就语数外理化生等等科目的应试技能而言,高考生是不能偏科,但就是所谓全面的素质?笑话!高中的应考水平的数理化非常基础,擅长应试的同学需要的不是对它们的深入掌握和求知兴趣,而是枯燥题海的操练。做理科高考题的能力除了反映了最基本的理解力和较强的刻苦性之外,并不体现为什么全面的素质。搞专科竞赛的同学即便在科目考试的意义上不够全面,但就数理学科的驾驭力、兴趣热情方面而言,更为全面。高考培养的是应试能力的偏才,而奥数选拔的是数理方面理解力、创造性、求知欲、也包括应试解题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至于所谓的“文科”方面。中国现在中学的所谓“文科”究竟是什么?写成那样的历史、哲学、政治教材真的是人文学科吗?擅于做那些作者都做不好的“阅读分析”就算是语文素质好吗?笑话!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竞赛保送生由于没有高考的压力,不受教科书的束缚,拥有更多发展自我兴趣的余地,事实上来说经常会拥有更广泛的文史哲兴趣,也更有条件发展这些兴趣。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一些偏才过于偏废其它,只会竞赛而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但同样也有只懂考试而别的素质极其低下的人。通过高考的话,这种偏废之人不容易被筛掉,而通过竞赛保送途径,由于最后总是需要通过高校的面试,倒是可以被尽早查审出来。太糟糕的学生即便获得了保送资格,大学不招他不就成了?

保送制度改革后有些大学连忙摇尾附和,说保送生素质偏差,自主招生的素质第一,高考第二,保送生第三。那么我倒是纳闷了,既然保送生的素质那么差,你们不招不就成了?虽然他们获得了保送资格,但也没人逼着大学非得招他们呀?既然保送生素质比高考的都差,那你不招就好了,干吗等政策变了才来说这个话?待我定睛观瞧,发现说这个话的是复旦大学,这倒是可以理解一些,因为上海最优秀的保送生资源历来都被北大清华抢走了。换言之,即便是被北大清华抢剩下的那批保送生,复旦交大还是要走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为了争夺生源。但如果说这些生源的质量比正常高考上来的还差,那你们争什么劲儿啊?简直笑话!

可见,实践证明,保送生的质量不差,大学是明白这一点的。如果说要求全面的素质之类,完全可以去加大保送生面试的力度,不必唯靠竞赛成绩来录取。如果说招来的高考生素质堪忧,那么高校的招办没法负责,因为这是规定上了分数线就必须要录取的,高校没办法把关。但是如果说招进来的保送生素质堪忧,那就是高校招生办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你们征召和筛选的功夫没做好,怎么能怪到保送生头上呢?

当然,如果只有奥赛等少数几条保送途径的话,会造成过多的人挤入进来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办法应当是扩大保送的范围,使得具有理科竞赛之外的多样的保送途径,这样的话应该就不至于全民奥数的结果了。或者非要取消保送生也好,那么就该把相应的空间放到自主招生之上,削减各种高考加分,以使得自主招生真正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但问题是我们教改的方向似乎也不是朝着强化自主招生的方向发展,而是号称要“维护公平”。当然,保送生制度也好,自主招生或加分制度也好,都会包含许多腐败的土壤。然而这些不公平本来就是官僚体制的问题,并不是教育制度改一改就了事的。

在一个各方面都缺乏公平的社会,居然独独在教育问题上那么强调公平,这是令人困惑的。但教育问题上真正值得强调的是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的平等,而我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农村的教育条件始终贫乏,基础教育的投入始终堪忧。除了荒天下之大谬的“希望工程”,究竟落实了多少真正针对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政策呢?“希望工程”是个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因为既然“义务教育”本来就是一种义务,是社会的义务,是政府的义务,是纳税人的义务,那么本来就应该靠政府的统筹调拨来建设最基本的教育条件,兴办小学、聘任教师,这些都应该是财政经费本来就应该保证的东西。而中国却把大量的税金用于烟花的燃放和形象工程的树立,而这本应投入的义务教育建设呢?政府投入了多少?根据网络搜索,希望工程20年来的募捐无非五六十亿,而北京办个奥运会就能投几千个亿。而这五六十亿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看一看宣传和鼓吹,似乎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么如果政府直接拿财政拨款来搞工程呢?也砸个三五千亿呢?又不是拿不出这些钱?那样难道不能大幅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现状?即便政府不愿意砸那么多钱,那么为啥非要老百姓再额外出钱呢?善良的老百姓们先纳完税,然后还要自觉自愿地把剩下的血汗钱捐给希望工程,而这个工程本身就应当是政府的义务。这才是中国教育体制最大的不公平,不好好去落实建设基础教育条件,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反而通过剥夺学有余力同学接受进阶专门教育的机会而造成虚伪的平等。基础教育的机会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教育方式都要人人平等——只要有一些人有机会学弹钢琴,那么所有人都应该有一架钢琴?或者说,鉴于不可能人手一架钢琴,所以让少部分人学钢琴是不公平的?根据各人兴趣、才能的差异,应当因材施教,并尽可能提供多样的教育环境,这才是公平。

当然,人们会说,保送和自主招生中,大学的权限就大了,这可能造成腐败。这的确如此,但那又怎么样呢?中国现在的腐败还少吗?腐败不可怕,要命的是暗箱操作,无人负责的腐败。与其禁止腐败,不如把程序摆在明处。招收一个学生是通过谁推荐的,谁面试的,谁决定的,谁谁质疑和审查的。这些都放在明处。问题不在于是否收取贿赂,而在于是否敢光明正大地收取贿赂,领受对自己行动的追究和责问。

中国现在的制度最大的一个问题“负责”制的缺乏。在法制之前,先要有“自由”,就是要有负责任的个人行动的存在才谈得上。否则法律体系再精致也无非就是掌权者逃避自己责任的手段。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人们都躲在体制后面,让体制来承担法律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中国现在缺乏的是让“个人”好好地来负责任的制度。在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负有的责任与他拥有的权力是呈正比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在西方一旦出什么大事情,即便不完全是某个长官个人的错造成的,这个长官仍然要引咎辞职,或者至少也要深刻道歉从而担负道义上的责任。在古代中国,虽然是“家天下”的体制,但由于传统礼法和天人感应的信念,家长总还是需要负责的,“老爷”上面还有“祖宗”管着,天子上头有青天管着,出了事情还是要有“人”去负责,严重的天灾人祸就得皇帝道歉,大臣辞职。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愚昧,而是一种负责任的意识——皇帝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他就是最高的负责任,天大的事都得算他头上。既然皇帝有号令天下的权力,那么他也相应地负有天下太平的责任,天下不太平了就是皇帝得负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与西方民主社会的区别无非是权力分配的差别,而不是责任分配的差别,一样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而在现代中国,却缺乏“负责任”的制度,或者说,“责任”被消散于无形了。这里牵涉出一种诡异的微妙的阴谋,那就是“人民”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最高的权力和一切的权力都属于“人民”。警察是人民警察,法院是人民法院,政府是人民政府……所有的暴力机构也都是“人民”的。警察在施用权力,法院在施用权力,政府在施用权力,但谁在负责任呢?不是警察,不是法官,也不是领导,而是“人民”。而在实际的问责中,这个“人民”要么是意味着最低贱的人,例如几个无证电焊工,要么就是意味着制度本身或者海德格尔意义上那个“无此人”的“他们”。

但是说到这次上海的大火,我总体来说还是感到了希望。从民众自发祭奠行为所透露出的公民自觉,以及上海市政府的应急措施和市长书记的“我们负责”的声明来看,似乎流露出某些新的气息。相比起来,中央的管制措施仍然很生硬,但光就上海地方而言,毕竟是看得到希望了。

2010年11月22日

最新评论

  • 季札

    2010-11-23 12:09:32

    我倒觉得没什么遗憾的,因为搞竞赛,我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总的来讲,取消不取消对于不同的人群各有利弊吧,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教育体制改革靠取消竞赛是徒劳的,基本的教育水平就很有问题,我觉得如果单纯只考虑学习,当初真的不如在家自学十年来的好,学校非但没有教给我太多,甚至还让我走了不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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