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无敌,一些联想

敏感词获得了敏感尔敏感奖,无论如何值得庆祝,可惜中国似乎还是没有一个“公民”获得敏感尔奖。

校内上许多同学又找出去年圣诞节前夕敏感词先生的“最后陈述”来分享,题目叫“我没有敌人”,当然,相关的信息很快都被和谐掉了。

我本该转帖这篇文章,不过为了我博客的安全起见,还是作罢。为了表达纪念与尊敬,我至少在这里引一句话来贴,出处就不注明了,反正任何转帖此文的网址都随时可能消失:“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流感词先生确实是一个仁者,不愧获得敏感奖。许多所谓的异见人士恐怕并没有这样的心胸。用充满仇恨之心去反对政权,不会把社会带向光明。无论如何,我们不仇恨当权者,也不仇恨暴力机器,即便心中怨恨难消,也不要让敌意来引导我们的行动,更不要用怨恨来塑造自己的理想。要爱,不要恨——这是随轩始终高悬顶端的星空哲学的要义,不熟悉相关立场的朋友可以去回顾“谈情——说爱”文件夹中的文章。

“无敌”并不意味着“以德报怨”,更不意味着对所有人施以无差别的普世之爱。这是儒家与耶教的分别。儒家所宣扬的爱是有差等的。但儒家主张的当然还是爱,而不是要恨,不能“以怨报怨”。但是也不可“以德报怨”,所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儒家主张“以直报怨”,要正直地、公正地对待仇敌,既不要虚情假意地去施爱,也不要被怨恨情绪主宰,而是理性地、客观地去对待仇敌。相应地,对待亲人和仁者,就不是“直”了,而是带着私情地相处,所以儒家主张“亲亲”,而不是西方人那样一律客观理性平等对待的方式。我的主张与此相近——人与人的相处总是充满情感的羁绊,而不是完全理性的、客观的关系。但如果要让情感来引导人与人的相待,那么“要爱,不要恨”。

爱是情感而不是理论,不可能是平等的。我所宣扬的“爱一切事物”,并不是主张一种平等的博爱,那样的一种爱只能是某种抽象虚幻的东西,你不可能地把一个杀父仇人和自己的母亲同等看待,如果你把这二者等量齐观,那么与其说是充满博爱,不如说是完全麻木不仁。但是你还是可以去爱你的仇人,关键在于,所谓的“爱”并不是指向着某一个抽象的客观的“对象”,而是指引向你与他的关系。比如说我爱蛋糕,往往是指我爱吃蛋糕,而不是指我爱把蛋糕抹脸上;而如果说我爱某某化妆品,往往是指我爱把它抹脸上,而不是指爱吃它。当我说“我爱A”的时候,总是隐含着“我——如何作——A”这样的一个关系结构,任何的“爱”都意指某一种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把我与对象按某种特定的方式关联起来。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没有一种不包含任何结构(媒介)的抽象的关系:“我——A”。关系总是媒介性的(所以媒介哲学是我当年所说关系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如果我既不吃蛋糕,也不涂抹蛋糕,也不制作蛋糕,也不设计蛋糕,也不贩卖蛋糕……总之,我与蛋糕之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那么说“我爱蛋糕”就是完全空洞的,没有任何意义。

“人”这种对象比起一般的对象而言有所不同,人并不是拿来用的,人的意义在于自由(详见当年的“征mm”文)。但所谓“自由”,也是现实的东西,而不是某种抽象的空洞的标签。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人们和社会打交道的方式各有不同,每个他人与我打交道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有母亲、有亲戚、有同学、有伴侣,有外向的朋友,有内向的朋友,有至交的朋友,也有半生不熟的朋友,有我所敬重的人,也有我看不顺眼的人,还有压迫着我的人,有伤害过我的人,等等等等。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不同的,我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关联着。当我说“爱他人”的时候,并不能抹掉所有这些千差万别的关系,而上升到某种平等的普世之爱,之所以说爱所有人,恰恰是指要去承认和领受所有这些现实的关系,并且怀着积极的感情,去筹划和改进这些关系。比如我爱蛋糕,就是说我享受着“我—吃—蛋糕”这样的关系结构,但我还会进一步去筹划:究竟是如何去吃它,是分几次吃呢,还是一口气吃;是和他人分享呢,还是自己独吞;是冰镇地吃呢,还是温热地吃;是隔三差五吃呢,还是几个月才吃一次,等等等等。当我和某事物的关系是由“爱”所引导时,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就简单明晰地确定下来了,关系始终还是动态的,不断地变化、调整的。通过关系的调整,爱可能会变淡漠,也可能不断深入。当我说我爱某某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我和它的现存的关系是最恰当的,恰恰相反,我很可能是想要调整我们的关系,比如我几个月都吃不到一次蛋糕时,我说我爱蛋糕,意思可能是我要增加吃蛋糕的频率了。当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经常正是想从此改变与你的关系。当然,当我说我爱而不恨这个政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现状是令人满意的。当我说我爱我的仇人,乃至迫害着我的人的时候,既不意味着我能够像爱老婆那样爱他,也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曾经的和现存的关系感到满意,而是意味着我满怀希望地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相处方式。

偏题很远了。最后回到今天的正题上来,我要翻出两年前的一篇旧文来晾晒:“关于言论自由的一篇随笔”。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去搞多党制或者普选制,而是法制建设的问题。而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取消“因言治罪”。该说的我都说过了,这里只是重提起来以表纪念,不多说了。

2010年10月9日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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