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谷歌“政治化”了?

Google最终还是退出了中国市场,此事究竟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并不想多做评论,我也并不想把google奉为英雄斗士,更不想把它视作自由民主的象征,但无论如何,google的退出必定要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至少我们可以预期若干年后当我们讨论网络时代中的政治、经济、道德、媒介、外交、人权等等问题的时候,总要援引这个案例。

这里我只想提一下我所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小问题:

在主流媒体给出的对google的各种批判之中,看到最多的一项指责是“把商业问题政治化”。说google的退出只是一个公司自己的商业行为,而别有用心的人把它政治化了,于是牵扯出自由民主、中美关系等等政治问题。

相关的声讨词很多,随处都可以看到,我这里只引一段比较典型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余万里说,企业的出发点就应该是赢利,如果一个企业非要去推行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那就是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没有合法性的。” http://news.qq.com/a/20100222/000743.htm

但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奇怪呢?这些“专家“究竟是真的昏了头,还是对我们的主旋律进行着巧妙的讥讽呢?

从各路“专家”到外交部发言人,官方意见异口同声地指责商业的政治化,提出商业公司不应该承担政治使命,说商业公司的行为不应该赋予政治意味。看来这些人都没学好政治课,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没过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咱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一是教哲学,二就是教政治经济学。何谓“政治经济学”?那就是开宗明义、顾名思义,强调政治和经济是绝对不能分开的,政治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学也离不开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渗透在一切经济活动之内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户,都不能视作单纯的经济学单位,而也要视作一个政治学的存在,经济问题不能被单独地抽离出来。

理所当然,一切商业活动都会带有政治意味,一切商业问题都会有其政治维度,这个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洞见,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洞见,如果说咱可以不引入政治而纯粹地谈论商业,那首先就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底了。

总之在理论上说,商业活动一定是负载政治的,这很正常,美国的公司夹带着美国的政治,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么?抛开政治而就商业谈商业,这只能是睁眼瞎话,蒙得过一时蒙不过一世,这本来应该是久经马政经修炼的中国专家们最明白的道理,为什么面对google事件时对“政治化”就变得如此抵触的样子?

而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在现实中,中国的商业活动确实也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也要那么多Dang支部?要那么多宣传和组织部门?为什么也要搞政治、学政治?特别是传媒和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要那么多政治审查?中国的网络公司和google一样,只是一家家企业,为什么都必须要符合中国的政治方针?为什么企业们都必须宣扬符合主旋律的价值观?究竟为什么要通过企业推行价值观呢?按照“专家”的说法,这岂不都是“严重的错位”?如果说中国的企业都可以,乃至“必须”来支持中国价值观的推行,那么美国的企业要推行一下美国的价值观,那有什么不妥呢?那不是很正常么?即便说这些事情“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没有合法性的”,为什么那些专家竟能如此理直气壮地,百步笑五十步呢?

2010年3月25日

补充两段:
我首先是持一种文化整体论。就是说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意识形态,都不是悬空的,政治架构是建立在一般的交往方式之上的,如果所有公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都保持老一套,你说咱们来推行一种新政体,这就是说瞎话。新政体的推行必须先从实际的交往方式着手,否则就是空洞的口号。那么当然,商业活动是一种重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十分关键的交往方式,更不用说网络公司同时又代表着互联网这种新型的交往方式,这些交往方式的推广当然会引起政治层面上的改变。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他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政治体制,后来再推至一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是决定政治的基础。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务必要唤起新的政治结构,这就是所谓与时俱进,这些道理即便按照正统教科书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按马恩说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就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或许有人说经济只管生产,商业只管赚钱,而政治只管权力问题,但是其实所谓的“钱”也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钱”的背后就是权威和国家机器在哪儿保证着,没有政治,钱就是废纸。另一方面,在国家机器保障下的有价值的钱,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钱如果不用出去,光是堆在家里,还是一堆废纸,那么钱的价值体现在用,而钱的使用就体现在社会交往,人其实并不需要钱这样东西,人需要的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和交换,所以需要钱,或者别的东西来支持,比如说其它附着权力的东西,如果我凭借某种其它的权力,不花钱也可以获取相应的社会关系,那么我就可以不赚钱。所以钱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的载体,即便说商业活动只涉及关于钱的问题,那也必然要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其实改变钱的流向也同时是改变权力的结构,更不用说提供新的产品所带来的政治负载。任何一种技术产品都是有其政治性的。比如说我贩卖大型农业播种机收割机,贩卖高产的玉米种子,提高农业产量,这只是在进行商业行为吧?但这种商业行为恰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因为机械化的大装备虽然能大大提高效率,但是改变了农民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大型农业机器只适合集约化大农场使用,而小片农田则难以享受效率的提高,于是加深了劣势,最终趋向于被集约化的大农场吞并,一些小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大农场主,形成雇佣关系,而由于效率的提高,更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事可做,便要涌入城市,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另外大型机械的维护和每年更新的种苗都需要向供货商重新购买,这样便使得他们不得不被拉入全球贸易关系之内,如此等等。商业的逻辑蕴含政治的趋向。
我们知道google在推广一些服务,这些服务产品也绝不是所谓“政治中立”的,它当然有其政治负载,甚至其中所包含的政治与google总裁自己的政治观念未必吻合,但它肯定是富含政治性的。即便我们撵走了google,如果我们的本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借鉴了其技术,那么相应的政治变化还是逃不掉。我们的政治家们往往把政治看得太单纯,看成只是一些体现为口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政治学习和宣传的结果,人们觉得只有大声喊出来的明晃晃的词汇才是政治),他们只有在看到有人拿google问题讨论民主自由等等口号时,才以为是那些人把商业问题政治化了,而他们要是不喊出这些关键词,我们的政治家就不知道民主自由等等政治内涵早就是嵌在google所提供的服务之内的。

最新评论

  • 边缘之思

    2010-05-17 12:15:37 匿名 10.8.0.2

    初到宝地,参阅了博主的几篇习作,慨叹不已。愚兄虽年长几岁,并在一所不见经传的高校讨口饭吃,学问很浅很浅。惊异于博主年纪轻轻,可知识面之宽广,思维之缜密与活跃。在此不敢妄评,只想冒昧进一言:依弟之才,可否不囿于所学科哲之领域(尽管你的局限不只是局限于此),直接进入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之大学问,“政治=社会”的重建正需要大学问、大智慧(此乃愚兄所从事的领域,但客观地说,目前国内的政法社学科的学者“十之九点九”不过是混饭吃而已,因此时下的中国最需要治国理政的真学问)。况且,近年来也有个别学者海外学成归来,由自己原先的专业(有的是哲学)迂回到国内政治与文化来。此一进言,实在冒昧冒昧!兄长只是一个边缘的求学者,日后多向老弟讨教才是!

  • 古雴

    2010-05-17 22:11:02

    多谢抬举,小弟深感惶恐……以我的志趣而言,当然不会囿于科哲领域,哲学乃一整体,光做科哲而不涉政经法领域问题,实不可能。另外,我亦不愿做囿于书斋之中不闻窗外之事的书卷家,而是要注视当今社会之现实,也要作为知识分子尽到自己起码的社会责任(独立地发言)。但我的基本定位仍然是一个学者,一个与时尚保持距离的,务虚之人。特别是哲学之追问,并非为了实用功利,而只为好奇惊诧探索。而所谓治国理政最需要的学问,并非我所追求之哲学。治国理政乃是实践的技艺,并不能照搬某一套理论来运作,如果说政治家仍然需要一种思想为指南,法律仍然需要一种理论为基础的话,对这些理论的选取和运用也属于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技艺,作为学者,我不必僭越。

  • 思之边缘

    2010-05-17 22:27:59

    再不揣冒昧进一言,当下中国社会的困境就在于“立法者的立法者”缺失,当家的缺乏“大脑”,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道德与伦理没有足够的认知准备,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没有诸如当年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的造化,既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更妄谈引导社会。一切还是依小平同志的话,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态势在一个并不复杂的社会或可容忍,但现今正是所谓的多重转型时代,倘若没有“大脑”的指挥,前面的路定会很难很难。。。。。。因此,像博主这样的北大精英,理当以深厚的大智慧、大学问来回应现实的呼唤。

  • 古雴

    2010-05-18 09:51:26

    我不同意你的定位。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却并不是大脑。政治家可能借用一些思想来进行指挥,但并不是说思想家本身负有指挥社会的使命,而政治家总可以借用到合适的思想,并不需要非得由思想家另行创造。无论是你说的亚当斯密、洛克还是孟德斯鸠之类,他们首先都是一些学者,他们的思想也并没有被用来指挥当时的社会,即便像托克维尔那样试图从政的人,最终也是心灰意冷。
    对于时局的判断,我也不同意你。现在中国亟需的是一些能够指导立法者的头脑吗?我以为不然。“当家的”如果真需要指导,不需要找什么新东西,只要先把解放以前的先辈们如何批评国民党,讨论应当如何施政治国的文字翻出来好好读读就够了。而关键在于统治者们根本不需要反省。说他们需要思想的指导,前提是他们需要反省,才有可能去接受思想,若统治者根本不去反省,而你又可以拿一种思想去指导他们,那么你就只能成为一个更高的统治者,或者说独裁者,这才可能。
    我也认为中国需要出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是出于要思想家成为独裁者的考虑,而是出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延续的考虑。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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