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显”与“隐”

哲学家的“显”与“隐”

在“置顶2”的贴出后不久收到的评论中,一mm提到说我是“显派”而非“隐派”等等,具体情况可直接看那个帖子,在这里不转述了。

典型的女性式的评论是让人头疼的,因为它难以招架。正如该mm所说,“……比较有直觉”,一旦一个评论是出自“直觉”,那么就很难批评了。只有当一个理论是建立在“理由”之上时,才可能对之进行审查和批评,因为“理由”是公共性的,而“直觉”总是私人性的,我不可能批评另一个人的“直觉”。

另外,正如该mm的评论那样,女性式的评论往往也是缺乏规定性的。她们更愿意拿一些“具体的”印象相互比较,比如“比较‘罗素’甚至有点‘余秋雨’,而不是‘维特根斯坦’似的隐匿沉默或‘杜尚’似的自在自为。”——这确实是典型的女性模式。她们并不喜欢使用更具普遍性或所谓客观性的概念来评论,而是拿出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来说事。这更加剧了批评的困难。因为对某个人,比如维特根斯坦究竟是怎样的人,这种印象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一个具体的对象身上包括过多的复杂性,维特根斯坦既有沉默的一面,也有狂躁的一面,不同的人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观感,但这里她究竟想以此评论什么,除了她自己,别人是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把握的。

对于这类评论,我一般也只好用“借题发挥”的方式回应了……

不过这些情况都是自然的,因为女性式的话语从其最重要特点而言就是私密性,与男性话语的公共性倾向相对。这两种语言模式的差异在坦嫩的《男女亲密对话》中被很好地展示了,可以参见我相关的读书笔记和评论,在这里也不多引述了。

还是回到主题:在这里我想专门提一下的是哲学家的所谓“显”与“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提过多次,不过似乎尚未用专文来谈。

人们经常把哲学家的典型形象设想为沉默和隐匿、离群和避世、冷静而超脱等等,特别是中国人,或许由于关于隐士的传统文化,这种对哲学家的印象更为普遍。然而,正如把科学家的形象渲染为疯疯癫癫的“怪人”(这在西方更为普遍)那样,包含着较多的偏见。

首先,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历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但主要是指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们大多都是在公共舞台上活跃的人物——至少在他所属的那个文化圈子或贵族圈子中决不是离群索居的人,即便是康德之类被渲染得颇为刻板的哲学家也对(十人以下的)社交性的聚会和晚宴表示赞赏和经常参与,更不用说他们还愿意在学院中教书,并且总是乐于通过沙龙、通信、杂志和出版物等方式与他人互相交流和争论。

从古至今,哲学的兴盛与所处的文化和时期内公共交流的环境是相关联的,公共性的交流越是普遍和开放(比如古希腊、文艺复兴、20世纪初的维也纳、当代的美国),学术就越是活跃。

离群索居的哲学家当然也有,但从数量上看他们是极少数,从作品上说也很少是最经典的那一类。

哲学的作品从一开始也主要是以公共性的,或者说“报告式”的(坦嫩),亦即男性式的语言写成的。当然女性主义可以由此批评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是这样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从公共性的话语方式中发展起来的。

所谓公共性的话语方式,与本文一开头所举的私人性的风格相异。相比那些更依赖于私人体验的概念,哲学家更偏爱那些更容易被公共认同的概念,比如那些有明确规定性的词语,和更为清晰的逻辑结构。以使得自己的言论是可能反驳的,因此也是论争性的。

当然也有极个别私人性的言说,比如只写给自己看的日记,被他人整理出来后也成为哲学史中的经典,但这一方面是极个别的,另一方面也是极另类的。更为典型的哲学著作往往都是以公开演说或辩论的文体写成的,即便作者在写作时可能是一个人埋头独干,但从文字形式上说毕竟仍是公共性的。

除了以学院、沙龙、通信、杂志、著作等媒介进行的公共交流,哲学家更重要的生活或工作可能是所谓的“书斋”生活,亦即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斋中看书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这一类人拥有突出的“隐”、“沉静”之类的性格。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各种职业或行当——比如一个锅炉工的工作可能也是成天一个人关在锅炉房里埋头苦干,与锅炉房隔壁的喧哗的公共澡堂形成强烈反差。但我们经常把“隐”、“沉静”等性格赋予锅炉工们吗?总之似乎当我们提起一个哲学家如何如何沉静和避世时,总觉得和锅炉工不是一回事,但究区别在哪呢?哲学家就如锅炉工、厨师等职业那样,其工作环境的相对独立和封闭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如果说哲学家的孤独只是指他必须一个人安静地埋首书斋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锅炉工和哲学家并无二致。

但哲学家的“孤独”并非仅此而已。哲学家的“孤独”恰恰不是在他们与他人隔离时所体现的。我们说哲学家是孤独的,不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像烧锅炉的那样孤立,而恰恰是因为哲学家总是在公共的舞台之中,但却又仍然总是孤独一人。每一条哲学的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个人所面对的终极问题也都是不可转让的,锅炉工可以合作和轮休,但哲学家永远只能自立自为、孤军奋战。

拿锅炉工作比到此为止。事实上有些人更多地拿艺术家作比,比如前述的mm提到杜尚,进而还提出说“不管是一位艺术家,思想家还是作家,在严肃地完成了一件作品后,应该任其所是,不加一词。”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哲学确可以与艺术相比,我自己也经常如此,然而我必须提醒:哲学作品与艺术、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差别也不宜忽略——那就是,对一部艺术作品的评论并不是艺术;对一部小说的评论不再是小说;对一首诗歌的评论不再是诗歌……然而,对一部哲学作品的评论却仍然是哲学作品!甚至可以说,所谓的哲学活动,其最主要的形态,就是对其它哲学作品的评论和阐述。如果说这不是哲学的全部工作,至少也是其基础和立足点。

我也经常说“问题(追问)”是哲学的核心,这没错。但这只是就出发点或关注点的层面而言,就好比说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也可以各有其动力和出发点。但仅就它进行创作的实际方式而言,比如绘画是用笔来描绘某个景象,小说是用文字来描绘某个故事,而哲学的创作就主要是以评论的形式展开的。

当然,许多哲学家也会对自己的作品“任其所是,不加一词。”不过这往往牵涉的是另一些问题。比如说对自己的作品不加一词时往往能够引来更多和更广泛的争论和评注。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并不需要着于形迹。这些都是策略和偏好问题,并不涉及多大的是非高下之分。而且,顺便重申的是:我个人并没有完成某一部我认为足以在公共舞台上立足的作品。如果我真的自信地完成了一部作品,对其中的整个论述和表达都已满意,我也将会“任其所是”,只会在之后的文本中引用它而不再会在意对它进行辩解——因为我已经说明白了。不过问题是我尚有自知之明,知道目前而言我既没有完整系统也没有能明白确定地说清楚任何一套东西,我渴望讨论和回应是因为它们能够有助于我的成长,正如学校和师长那样。

不过正如我已然在之前的回应中提到的,哲学的显与隐都是就“象牙塔”而言的。哲学家在象牙塔内开显或者说开放自己,然而整个哲学的活动却总是隐藏于象牙塔之内从而与大众保持距离。当然,任何一个具体的业余爱好者都可以被哲学的交流所接纳,然而总体而言,作为“大众”的“大多数人”往往满足于常识而懒于追问,大众会基于常识达成许多共识和判断,而哲学家必须在此时特立独行,不让自己被时尚左右。但“象牙塔”之“隐”与隐居山林之隐是完全不同的。进入象牙塔并不是为了逃离世俗,而恰恰是为了看清它、把握它。

2008年10月10日

最新评论

  • physis

    2008-10-15 00:58:08 匿名 220.176.144.202 

    你推荐的书总还是不错的 不管是《男人来自火星》还是《男女亲密对话》 以及稍早些的《伦理学的邀请》 甚至看你的引用式评论都知道该书的大意了

  • 古雴

    2008-10-15 02:32:45

    呃……《伦理学的邀请》是最近推荐的,而《男女亲密对话》才是“稍早些的”,至于《男人来自火星》我并没有推荐过,我没买也没读,只是在推荐《男女亲密对话》时附带提到了一下,说或许也不错。

  • physis

    2008-10-15 13:51:16 匿名 220.176.146.128

    另外,今天突然想到,不知博主你是否有了解过施特劳斯关于“显白”与“隐微”的区分?苏格拉底死后,从柏拉图开始,哲人们开始学会隐微地写作 ,据说是为了保护“哲学”,也是为了保护哲人自己。看你颇具启蒙哲人似的热情,只想提醒一下,或许所谓哲学大众化,普及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 古雴

    2008-10-15 15:19:16

    何谓“伪命题”?
    何谓“保护哲学”?
    我不了解施特劳斯关于“显白”与“隐微”的区分,请明示。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希望你进行“普及”的要求。你了解斯特劳斯,我不了解,而你要对我言说,就需要运用一种更公共的,也更私人的(既属于你自己,而不是斯特劳斯的语言)方式向我传达。也只有当你能够用你自己的母语——同时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的“日常语言”——来重新表达斯特劳斯的说法,才算是真正把握了它的意义。否则你就只是在转达他人的话,而不是在说你自己的话。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必须“日常化”。
    然而哲学家并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现成的语言系统,哲学家要对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要对常识发问。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又必须超越日常,超越大众。然而这种反思是一种“自我反思”,不是说我用一套陌生的,他人的体系,来观照我自己,而是我自己反思自己。对日常语言进行发问和反省的仍然是日常语言。所谓的日常语言,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日常语言并没有某套超越具体的环境和历史的固定标准,因而语言在自我反省中也改变着自身。
    一些哲学家的反省已如此深入,以至于他所改造的语言体系已显得与日常语言如此疏远。然而任何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哪怕是最最抽象的形式逻辑的语言,如果说它毕竟应该是“可理解的”,它就必须最终根植于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
    我所说哲学的公共性也好,日常性也好,所强调的是哲学的可理解、可传达、可质疑等等,而不是所谓的“可读性”或“通俗易懂”之类。文字是艰涩还是流畅与其是否公共和日常并无直接的关系。一篇仅仅是抒发非常私人化的情绪的诗歌有可能读来非常顺畅优美,也可能读来非常晦涩枯燥。

  • physis

    2008-10-15 23:00:31 匿名 218.95.120.119 

    我说的大众化,普及化并非指哲学写作语言上的可理解性,而是指哲人与公众的对立。(哲学本质上是少数人的事业,科学在除去功利的遮蔽之后也是类似。之所以在国家中有科普这个东西,恐怕与其功利性诉求有关。而哲学,连“有用”的面纱都没有。记得你有过一次哲普的行动,观者寥寥。)
    当然,这种“精英论”的区分不是我,而是柏拉图他老人家作出的。施特劳斯重提了这一点。他的学说很复杂,也很晦涩。下面仅说说关于“隐微”“显白”区分这个问题我对他的理解。
    施特劳斯认为,哲人的公共言论对政治社会负有责任,而政治社会的基础却立足于“意见”而非“知识”。(这种意见,说白了,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神”,如特定国家的道德,宗教体系)该意见对维护本国稳定和教化大众起着基础性作用。)哲人凭借其思想的美德能够洞悉意见之外的知识,(比如相对主义,历史主义)但为了分别教育后代哲人和民众需要一种特定的写作艺术来传承其所得,这就是“隐微”与“显白”的写作区分。哲人通过隐微的解读获得知识,大众得到显白的教导维系社会。
    若有兴趣,可以去甘阳写的一篇文章《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算是总介绍。

  • 古雴

    2008-10-16 00:07:41

    不仅哲学家,作为一般而言的“学者”或“知识分子”,就是要“与公众对立”的。我做“哲普”并不意味着反对这一种精英主义。就比如说“科普”,一个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难道就是放弃在科学研究中使用那些公众难以理解的专业方法吗?
    某种观点、知识或学问需要“普及”,恰恰是因为它是与公众有隔阂的。如果是公众的“常识”,那就根本不需要特意去“普及”。向公众“普及”哲学,正是在说:哲学不同于常识。
    至于你所介绍的“显白”与“隐微”,和我说的显与隐是两码事。你所引述的部分我也看着不以为然。如果说大众非得要有“神”,才能使社会维系,那么给大众提供“神”的使命也和哲学家无缘。哲学家与那种盲目地树立的“神”为敌,哲学家要拆它的台。哲学应教人自由,而不是教人迷信。
    当然,哲学家的公共言论是需要负责任的。然而,如果说某个社会的维系竟然容不下知识分子们的畅所欲言,以至于学者们发表自由的言论竟会对这个社会的维系带来破坏,那么这个社会还值得维系吗?如果说哲学家真有如此大的力量,并且要负责任的话,那么我宁愿担负革命者的罪孽。

  • physis

    2008-10-16 12:50:36 匿名 59.55.250.212

    不想再说了,找了几段话,你将就着看吧:
    施特劳斯会首先承认康德所说的这种否定的自由确实是人可能达到的一种状态,但他会立即强调这绝不是象康德所预设的那样是所有人的潜能,在他看来这种彻底的自由不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甚至也不是大多数人所欲求,因为大多数人追求的事实上是肯定的建制。奠定自由的途径因此绝不能象康德罗尔斯那样先把所有人都提升到”绝对自由”的状态,这等于把所有人都连根拔起,等于必须以”虚无主义”才能奠定政治社会根基,结果只可能是彻底动摇政治社会的根基。而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现代性的最大危险所在。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全部问题,在于类似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抹煞了哲学家的自由与普通人的自由的区别,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哲学家所欲也就是全人类所欲。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西方文明的危机”来自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衰落,更确切地说,来自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而“现代性的危机首先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
    “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但意见却是政治社会或城邦的要素,因此哲学具有颠覆性,也因此哲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换言之,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mania),但哲人之公共言说的美德则在于温良(sophrosyne)。哲学本身是超政治、超宗教、超道德的,但政治社会却永远是而且应该是道德的宗教的。现代性的问题首先是“现代政治哲学”反叛“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以“知性的真诚”取代“高贵的谎言”。由于“知性”本身是“非道德的”,因此毫不奇怪,现代性的开端首先是马基亚维里的“非道德的政治观”(马基亚维里主义),继之演变为康德的“非道德的历史观”,最后是尼采的“超越善与恶”的个体人生观和韦伯的“非道德的社会观”(社会理性化)双峰对峙,到海德格尔则终于点破:现代性下“伦理是不可能的”。
    现代性的诡异就在于它以为可以通过“哲学”来改造“政治”,把所有人都提到“哲学”的高度,结果却是“哲学”本身被“政治化”而变成了“公民宗教”,而“政治”则反过来被“哲学化“而成了所谓“科学的政治理解”。“政治”本身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了,政治的真面貌被“哲学、科学、理论”包了起来。政治哲学首先必须以现象学的方式还原到“前哲学、前科学、前理论的政治世界”,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首先是返回政治世界,即返回“前哲学、前科学、前理论的赤裸裸的政治世界”。
    ps:施特劳斯的东西太诡异太曲折,搞科哲的人不大会有兴趣关心这个。实际上,他的哲学经过刘小枫同学传到中国已经被很多人“不以为然”了。我个人只是觉得很有思想魅力,并且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不得不同意其中许多论述。

  • 古雴

    2008-10-16 17:50:36 

    确实是越看越不以为然。
    如果说哲学家应该以“改善政治社会”的方式写作,那么,何谓“改善”?怎样才是更好的?难道说压抑思想和言论的多元性,大家都在同一个神的指引下安居乐业的社会,就是“改善”吗?
    换言之,施特劳斯想要的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赫胥黎)吗?
    哲学家既不应该以“改善政治社会”,也不应该以“颠覆政治社会”的方式写作,这些都不是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家的使命是反思、反省,哲学家的使命是承担自由。
    现实的政治社会并不是建立在哲学的思辨之上的。既然如此,哲学就不具有颠覆政治的力量。而之所以我们看到某些人打着某种哲学的旗号来颠覆政治、改造社会,恰恰是因为他们——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而不是哲学家——剥夺了哲学的自由,而让哲学沦为“手段”。而自由的哲学不会以改善或颠覆政治社会为其言说的目的,只有坚持哲学言说的自由,才能够避免哲学的僭越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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