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走近科哲(一个辉格史)

没写好……不推荐阅读。。

人生是充满可能性的,在我的成长历程中,若是没有那些个因缘巧合,恐怕我就不会踏上现在的道路——或许是搞经济学,又或者是当科学家,最有可能的或许是一个民科或民哲。不过我最终还是站在了这里:北大科技哲学,说来偶然但仿佛又觉得是水到渠成,最自然不过的一种结果。

回顾之前的整个成长历程,再来看那些个因缘巧合,仿佛这每一个转折都是为了促使我一步步走近科哲而设计的,哈,何不写一个辉格式的回忆录,把我的成长历程描述为不断朝着今天发展的一条道路?

辉格史如果作为回顾历史的一种(而非唯一)视角,当然未必糟糕。我并不是否定了历史的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而是在这些偶然性成为现实之后,按着一条线索将这一系列的转折串联起来。

我现在便以“如何走近科哲”作为线索来整理我的历程,这样我便可以把无数纷杂的事件按照其与是否促进我走向科哲这一标准进行筛选,截取出这样一份简短的回顾来:

我在八五年出生于上海市中心,童年时代的前一半在老式弄堂中度过,后来则搬到浦东新区的热闹地段。和睦的五口之家中的独生子。父亲的工作从我出生起依次是水电工、司机、饭店经理、包工头和私营公司老板。母亲的工作依次是国企职工、半待业、私营公司老板娘。

这些家庭环境大多是我无法选择的,可称作命运吧。而这些条件是多么适宜于学科哲啊!(辉格模式启动~~)

第一,出生于“80后”的一代是幸运的——在改革开放后出生,在6-4后成长。在中国的学术界,前一辈人已基本走出了WG的阴影建立起了一些舞台,但一切还都是百废待兴,正等着这一代人去大展拳脚。从世界上看,既电气化和大众媒介的兴起以来,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又再让世界走向新的变革,科技昌明所带来的困境和危险也越来越多地凸现出来,这一切新事物都是科技哲学的论域,可谓是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借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之助,经典文献的获取和检索变得空前便捷。这使得无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我们都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当然,或许90后乃至新世纪的一代将享受到更好的条件,然而恐怕“划时代”的使命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抢占先机了!

第二,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又是一个东方的第三世界的城市,“现代性”的困境和“全球化”问题在这里表现得尤为鲜明。而且在我的短短的少年时期正好经历了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铁门紧锁的混凝土楼房中居住之前,我体会过弄堂生活的脏乱嘈杂。我亲眼看着陆家嘴那一座一座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我也亲眼见证了星空如何在短短几年之中就完全被不夜城的灯光吞没……这些对“现代化”的亲身体验促使我在高中起就思考着现代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走近科哲的因缘之一。

第三,作为娇生惯养的独生子,我倒并没有变得依赖照顾,恰恰相反,过度的溺爱反倒助长了我的叛逆心,以至于一旦脱离了家长独立生活,便仿佛如鱼得水,自在舒畅。

不过过分的关照对我童年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一是身体弱,且十分肥胖,以至于极其不擅长体育活动,这也同时加强了第二个影响,那就是性格内向、不合群。

这两个缺点到了高中至大学之后已有了较大的改观,而它们的积极意义在于让我从一开始就与时尚和流行保持距离,更容易适应孤独和安静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就不善言辞,以至于当我找到了一种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写文章时,或许是找到了倾泻的缺口,一发而不可收。

家庭经济条件的宽裕对于做学问而言也是大大便利的,这不用多说。而且我的家庭虽然算是富裕,但却是靠辛劳一步一步赢得的,亲戚们的条件也是相当参差不齐,这些我看在眼里,从而不至于因为贵族般的生活而对社会的实情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成长中尚缺乏独立选择能力的一段时间中母亲恰好处在国企业绩下滑而导致无所事事呆在家中的阶段,而当我不再依赖她而能够自行选择时,她又恰好盘下了一个商铺而做起了生意……

尽管出生在南市区,不过家人还是设法把我报进了一所黄浦区的小学(当时黄浦南市二区尚未合并,我老家所在的人民路就是其分界线)。这被证明是英明的决断。南市区与黄浦区的教育水平差得实在很远,

同为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更近,不过当时似乎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报上(我哪记得),而是进了离家稍远的四川南路小学。这又是妙不可言!四川南路小学的珠心算除了极大的增强了我的数学信心和能力外,促进我走上奥数竞赛之路(后详)外,甚至在现在还可以被用作反思技术的本质和计数的本质时的宝贵经验。珠心算这一技术的实质就是通过操练而将一个外在的器械(算盘)内化到头脑和身体之中,并完全取代了心中“计数”的方式——数字在我心中浮现的主要形式不是声音或符号,而是手指上的触感。至于这究竟有什么哲学意义,等我再多学一些现象学后再来说吧。

由于在数学上表现优异,加之黄浦区的教育资源,再加上母亲的关心,使得我有机会走上了奥数之路。奥数使得我从小学到大学一路保送,最大限度地躲过了应试教育。另外,奥数的训练也有助于我对数学的反思和对“自由”的体悟。

对数学的反思暂不多说,更重要的是,我确实在奥数的训练中体会到了许多现在可以将之归为“自由”的许多要素。

首先,数学不依赖任何权威,不需要老师的肯定,也不需要众人的赞同,甚至不需要查看书后答案——一道题目做出来就是做出来了,我自己就足以确认,它是对的就是对的,如果它与答案不同,我可以检查几遍,但最终我能够确信的总是,也只能是那自己亲自证明出来的答案。尽管这些即便是不接触奥数也可以体会,不过奥数——以奥林匹克之名,把数学升华为一种游戏和竞技,如“奥林匹克”一般,我们通过数学挑战别人、超越自己,在数学的游戏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或许也是柏拉图他们的感受。当然数学的训练也可以培养严密系统的思维能力之类,不过这些与“自由”的体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数学总是能找到确定和公认的答案,而哲学总是找不到确定和公认的答案。然而这两种情况的根源却是一致的:“自由”。因为自由,所以数学总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同样是因为自由,所以哲学的答案总是难以妥协。哲学与数学的精神旨趣向来是相近的。

说起走上奥数之路,还不得不提一下我学习方式的一个转折。尽管我自己早已忘得干净,不过据妈妈经常津津乐道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小时候妈妈先是逼着我认真学习,做完规定的作业后还要做课外练习,结果发现我的规定作业总是很多,总是磨磨蹭蹭做不完。后来妈妈改变方式,说做完规定的作业以后就可以自由安排,玩也好看电视也好随便,这样一来发现我做作业的速度变得奇快……

当然,我向来是很老实的,不会通过少做、不做或抄作业等方式来偷懒,于是我就要想方设法以更正当的方式节省时间,我猜想这正是我偏爱数学的原因之一(尽管天分或许更为重要),我总说数学是懒人的特长,因为懒人要千方百计寻找窍门和要领,学会举一反三,能不记不背的东西就坚决不记不背……这样的人也就只能去学数学了。

除此之外,这种懒散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小时候是每天看电视,现在换成每天看动画片,无论是写作业还是写论文都尽量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再最忙的时间,我也总会给自己留出只用来娱乐的空闲,于是我自然会偏爱允许“悠闲”的专业,科哲无疑是一个好选择。

小学四年级时转入曹光彪小学,算是被“挖”去的尖子。尽管在曹光彪的时间只是一年半,但曹光彪小学以及其中的老师和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要远远超过四川南路小学。不过辉格史在这里发挥作用:曹光彪小学的经历找不出多少与走近科哲直接相关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记述,这也算是辉格史的局限性之表现吧。

自曹光彪小学起,到初中再到高中,我都处于所谓的“尖子班”,或者说“理科试验班”。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向来都对“尖子班”的模式大加赞赏,以前也写过许多,这里不多说了。在尖子班中成长的经历虽然说不上对走近科哲有多少直接影响,不过对于我能够迅速适应北大的生活而言还是有意义的。许多同学恐怕都是在中学的班级中是数一数二的拔尖者,到了北大方才领略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过我进北大后却是觉得压迫骤减。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在四年级时跨年级参加了当时的新加坡小学数学竞赛,这个竞赛是当时上海的初中挖掘人才的主要途径。我获了个三等奖(第二年才拿到一等奖)。当时获三等奖以上的同学都成为了各名牌初中的笼络对象,格致中学正搞校庆,邀请了区里一些获奖的同学去学校参观。那时跨年级参赛获奖的共有六人,其中两个选择了跳级,而我们没有跳级的人其实是无缘进入格致中学的,因为按教育改革,下一年就要取消区重点的初中部。不过格致的校长仍旧礼数周到,也拉我们一块参观了一番。当时去格致看了些什么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唯独一个节目例外,那就是参观格致中学的天文台。

参观天文台的主要节目是观看“模拟星空”,尽管小时候的上海夜空多少还能看见些许星星,不过传说中的“灿烂星空”也只有在这里靠技术模拟才体验到了。这一体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场我就表示将来一定要来格致,来加入天文社——当然五年后的情况是我只在二附中与上中之间选择而根本不再考虑格致,后来懒惰的我也再也没有参加天文社的意向,这是后话。但无论如何,“灿烂星空”对于我整个哲学的开展而言,意义不言而喻。试想如果没有那仅有的一次震撼的体验,而是从小到大看着上海那片能看到三五颗星星就不错了的明亮夜空,我恐怕就说不出“眼中依旧是那一片灿烂星空”之类的话来了,我的哲学之路也肯定不会按现在这样的方式展开。

另外,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也值得一记:五年级时爸爸为我买了一台电脑。这对于90后的孩子来说算不上什么,不过在我那个时候,在父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情况下专门为一个小学生配一台电脑还是很难得的。第一台电脑是一台586,16M的内存,1G多的硬盘,Win95。价格记得是超过1万1。之后平均三四年换一台电脑,算是紧跟潮流了。

电脑的主要功能就是玩儿,除了少数的几个游戏之外,操作系统本身也能让我在其中玩耍和“探险”,最初从玩儿中掌握了许多电脑的知识和操作,到预备班时妈妈由于陷入半失业状态,竟想到学起了“办公自动化”,当时主要是Win3.x、Word95和Excel95。我也跟着学着玩,把Word和Excel当游戏打,结果妈妈还没考出来,我倒是先考出了“办公自动化”来,大概是在预备班的时候。

这些经历对我成长的影响目前来说也还太早,无论如何,除了帮助我尽早地适应电脑的使用之外,也使得我面对新技术时至少不觉得恐惧,当然也不会无条件地拥抱它,而是愿意亲自去“玩一玩”。

初中进入东格致中学(这所学校现在已经没了),所谓的公办民助学校,取消重点初中后这类学校成为了“尖子”们的首选。虽然地处浦东新区,但算是黄浦区的学校,当时这一届几乎囊括了全黄浦区的奥数尖子,再掺上成绩最好的一些女生组成一个班级。

关于我如何走近科哲而言,初中的生涯又没有多少可记的。可以一提的是语文的周记和作文。从初中起,我的写作风格算是逐渐开始成形了,最初的表现就是强烈地偏爱议论文,凡能写成议论文的就决不叙事,凡能论理的就决不抒情,初中的作文已经显示出了这一明显的趋势。在更为自由的周记中,我开始了对社会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当时学校所谓“素质教育”的虚伪和浮夸。

初中继续是搞奥数竞赛,我们这拨人当然不必考虑中考的问题,因此懒惰的我从此忽视了英语学习,导致直到现在外语始终仍是薄弱环节,这当然也与走近科哲有关,因为如果高中时英语不拖后腿的话,我恐怕就能进当时更为偏爱的理工院系,而不是跑进哲学系来了。

初三时上海市数学联赛获得一等奖(第14名),数学竞赛之后没事做顺便又搞了搞物理,也是一等奖,任何一个一等奖就让我有资格报考华师大二附中的全国理科试验班,我选择了这个班级,当然也顺利考进了。

全国理科班也早已停办,我们是倒数第二届。这种班级全国一共四个,三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总共不到一百人,全国各地数理竞赛获省级一等奖的同学有资格报考。进入此斑即意味着获取了大学保送资格。高三时大学的招生老师将根据同学三年内各科成绩的排名和竞赛的成果来酌定录取,一般的情况是大部分同学进北大清华,垫底的几位同学进复旦交大。

这当然是让我逃过了应试教育的最后和最沉重的一关——与一般的保送生还有所不同,我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后顾之忧,不需要考虑高考的可能性。懒惰的我自然便荒废了学业。

本来搞数理竞赛也是完全出于乐趣,不过高中时尽管仍不讨厌做数学题,但兴趣确实发生了转移和发散,导致我在数学竞赛中成绩不佳,再加上最后到竞赛时二试临场发挥出了问题,竟连上海市一等奖也没拿到(二等奖第一名)。加上长期英语垫底大大拖累了总评成绩(每门成绩都按标准分重新计算,头名300分,垫底100分,中间正态分布,可见若有一门经常垫底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总之最后的结果是在全班24人中排名倒数第二。如果我的成绩再好一些,或许有可能进的是清华(19名以前的清华都收去了)或者是北大的地球物理系等稍冷的理工院系(当时似乎也就差一点让我去了);如果我的运气稍差一点,那么我进的就是交大的连读班,现在最可能是研究经济学,但结果就是不偏不倚,让我进了哲学系。关于这段经历的前因后果,以及高中里对“哲学”的接触,如何写“哲学大统一”,还有如何开始沉迷于买书,在以前的“随便回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华师大二附中”一文中都写到了,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我向科哲走来,但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写了。

不能省略的是:我的“星空哲学”的第一次表述(即便说宇宙的99%已为黑暗充斥,但我仰望夜空,眼中依旧是那一片灿烂星空!)产生于高三时期,这句话至今毫不动摇地高悬于随轩的顶端,也始终都是我整个哲学的核心格言。如果说我更早地读到了爱默生“天空最黑的时候,人才看到星辰”的这句格言,我可能会一劳永逸地选了它,不过好在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句话,因而这句话算是百分之百原创的。

当时的语境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经常和班里同学谈论国是,也偶尔在网上和一些人聊到关于这个社会的话题。在别人看来,我无疑是个乐观主义者,既不是个骂骂咧咧的愤青也不是像个看透世态炎凉的成年人。无论是针对Dang、国家还是这个社会,我都要说他们终归是好的,是有希望的,而不是骂这骂那的。而那些愤青和“看穿”者就会说我是对这个社会的现实了解得少,你不知道社会有多黑暗,人心有多险恶等等。

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决不是因为幼稚无知而表现出单纯和乐观。可知我在初中时早就在骂中国教育?可知作为一个好奇心旺盛的老网民,形形色色的反动的、现实的、乱七八糟信息也早已看腻了?我不是不知道丑恶和黑暗,更不是不会骂它们。关键是我拒绝以事不关己乃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指指点点”。许多人看似在斥责别人,其实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瞧,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如此这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通过贬低别人找到了心理平衡,在情绪的发泄中聊以自慰。而我则要求有所作为——如果是不可改变的命运,那么除了接受它,还能怎样?如果是存在改观的希望的事物,那么为什么不去促进它?接受也好促进也罢,为什么不爱它?有什么理由要恨它?如果它与我无关,哪又为什么要骂它?如果它与我有关,那么骂它也是骂自己。

在这里不必进一步展开我的星空哲学,总而言之,这个星空哲学是那时候定下的。它不仅仅影响着我现在在对科学或技术进行批判时的态度,更是成为了我整个哲学的核心部分。按照“硬核—保护带”的模型,这句话就是我的硬核,当我不断地更新我的思想,从而需要为这一硬核寻找更加扎实的保护带时,我找到了科技哲学等等领域。当然,关于我的科学哲学兴趣如何可以用来维护我的星空哲学,详细的学理论证在这里暂不开展。

其实这篇文章真正想写的是我的本科阶段,以上全是铺垫,而且许多内容都在以前写的各种回忆中提到过了,本来不用再写。而本科阶段的“随便回忆一下……”系列我还没有开始写呢。谁知这铺垫部分不知不觉扯得太多,把写作的兴头削去不少,下面就只好简短地写吧:

进入大学时我是非常“空白”的,没有携带任何的理想与抱负,也没有任何期待和渴望,只是顺其自然,来看看究竟等着我的是什么。

我想这种心态与所谓的随波逐流并不等同。事实上,那些看起来貌似是坚定理想和志向远大的人才是“随波逐流”——上北大清华,出国留学,做明星、富豪、科学家……我敢说这些所谓“理想”都是受着时尚的左右,而很少是出于自我的决断。许多人在制定这些目标的时候对自己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究竟什么才适合自己并不明确,而是借助潮流或者“榜样”来替自己树立目标。而我的目标首先就是看清自己,看看自己的脚下究竟是什么情况,然后才能谈什么远大的志向之类。

因此我从来没有在什么时候决定说我要朝着科哲走去,而是沿着最自然、最合乎我本性的道路走着,在反省中发现自己走的路正适合借用科哲的名义,这就算是踏上科哲之路了。并没有一条现成的“科哲之路”,然后我选择了踏上去。我走的是我自己的路,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同,只是说我选择了科哲这一专业来替我的一部分行动“正名”,让“我”与“科哲”互相诠释。

科哲是所有哲学的二级学科中最杂乱的一支,缺乏必要的学科范式,搞什么的都可以算作科哲名下。这一情况对于科哲这一学科的建设而言当然是不利的,然而对于我而言却是有利的——因为哲学家的道路总是特殊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分什么“外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或“科学哲学家”的,一个二级学科只不过是哲学家借以“栖身”的一种社会建制。那当然是越包容越好了。当然,如果有一群特立独行但毕竟风格相近的哲学家在这里立名,也势必会反过来进一步确立所谓“科哲”的范式,建立起新的学脉和传统。

第一学期的“哲学导论”课程由吴老师请到他的老师叶秀山先生讲授。叶老是个大牛,不过我始终对他的导论课教学方式不敢恭维。在当时的课程BBS上与叶老“叫板”的经历也让我获益深远。相关的经历最近在“重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一文中写过,这里也不再重复了。第一学期的两门专业课哲学导论和数理逻辑我获得了97和95分,这个成绩对于自信心的确立是有利的。

当然,第一学期时我的思想还处于杂乱无章的阶段,哲学导论有一篇论文作业(哲学导论论文),现在看来当时的文字无疑是稚嫩得很,不过这篇作业确能反映出当时的思想脉络:看看当时的参考书目,好奇怪的大杂烩——《西方哲学史》、《海德格尔》、吴老师的《反思科学》、《大问题》、《寻找薛定谔的猫》、《时间简史》和《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后几本科普书当然是中学时代的遗物,《大问题》和《反思科学》则是最新的兴趣,《存在与时间读本》当然是没有读懂而充个数的,不过也一定是对我产生了某些影响。

最初接触到吴老师应该是在进大学之前读《现代化之忧思》,不过当时根本不知吴老师是何方神圣,只是到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本书我早看过。除了这本,当时似乎还看过一些有关现代性困境的书,但都印象不深,真正系统地涉猎这些问题毕竟还是从大学开始的。

《反思科学》这本书大概是我对“科哲”的第一印象,从此我对所谓科哲的学者的工作逐渐有了一些认识。随后又顺势读了吴老师《让科学回归人文》。以及刘华杰老师、田松、江晓原等那一拨“科学文化人”的几篇文集,无论是文辞还是论题都十分吸引我,

不过这些读物尚不足以把我推进科哲,因为尽管我能够读得饶有兴味,但我并不确信我自己也适合去研究这些问题。当时的我也并没有找到一个让我自己进入到这个问题领域的门道,我需要一个入口,否则科哲对我而言或许也只是适合“旁观”的活动——正如以前我乐于观看科普书那样,尽管听着关于科学家们的活动的讲述是饶有趣味的,但我知道我恐怕自己不再适合亲自加入到那些活动中去了。

这个入口在第二学期就出现了。当时看到科哲教研室的苏贤贵老师开了门“环境伦理学”课程,我当然就要选了瞧瞧。除了在之前对科学文化类书籍的阅读中产生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外,选择这门课更主要的想法是要看看:科哲的老师所搞的学问究竟我是不是也搞得来。

除了苏老师,当时还有一个马哲的老师开设“环境哲学”,一位环境学院的老师开设“环境伦理概论”,我一口气都选了,再外加两门别的环境类的课程也一并选了。除了多接触一些不同的思路外,更是考虑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规定的任务。

坦白说,苏老师的课并不精彩,学理上并没有多少深入,讲演也不够引人入胜,在个人魅力上更是远远比不上吴老师的光芒四射……不过正是这种诚恳朴实而更加平易近人的风格在另一个侧面鼓励了我,让我觉得即便是我这样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也是可能在学术界谋生的。当然,我不是说苏老师的学问不深,正如我也不是对我的思想缺乏自信。而是说我对我的表现能力毫无把握。

苏老师的课程包括太多背景的铺垫而没有太多学理上的讨论,徐春老师的课则和她的那本书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内容”,环境学院林老师的课则是按着一本《环境伦理学》的译著来讲的,当然有一些论理,但当然也不能让我满足。当时我既然抱着连打五门课的策略,当然要投入五倍以上的精神才说得过去。于是我买下了当时市面上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与环境伦理学有关的中文书籍,再辅以一些相关的哲学和人文社科书籍,我竟一口气为这个课程找了一百多本参考书。

这一百多本书中至少通读过一遍的其实也就二十多本,剩下的只是读其片段或者快速地浏览。整个读书和写作的过程大概是将近两个月。最后的成果是一篇8万字的“论文”——《生态哲学》。

这篇论文刚写成之后就被我“抛弃”了,以至于我连多看两遍校对错别字的心思都欠奉。不过这篇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思想,而是在于它真正确立了我的学术兴趣和信心,并且为我的起步找到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第一个收获是:我在几乎把当时市面上还值得看的环境伦理学著作都扫过了的情况下,仍然感觉我还有话可写。也就是说,现成的全部著作加起来,仍然不能够令我满意,我仍然觉得:还有他们没说到的、没想到的。于是,我便可能在其中有所作为。

第二个收获是,发现我的各种兴趣和涉猎竟然可以在一个线索之下被串联起来——现代性问题、科学与技术、哲学、伦理、宗教等等。

第三个收获是,促发了新的困惑——我发现“环境伦理学”这个“学科”本身先天不足,在学理上就很难说清楚,努力的方向和方式更是可疑。如果以迫切的实际需要为借口而忽视了学理上的深究,环境伦理学或许就将沦为诡辩之术,伦理学将被当作和某门技术一样的,可供缓解环境危机的一个手段,而丧失了作为伦理学的自由。而若要让环境伦理学在学理上能够自立,势必要先回到哲学,去追问和澄清何谓自然、何谓科学、何谓技术等问题。可以说对环境伦理学的关注及不满促使我下决心踏入科技哲学之门。(说来这似乎与吴老师相似?)

《生态哲学》的写作过程也让我再一次享受到了写论文的乐趣。第一次当然是在高中时代写“哲学大统一”。但当时我的写作方式还远远没有上路,也没有学会引用。而这一回才是正经的读书——摘引——写作的模式。写作时的快乐则是比以往有过之而不及。

大一第二学期同时开上中、西、马三门专业课。尽管我目前来看最亲近的应该是西哲。不过这三门课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杨子的中哲史。老杨的马哲课也对我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不过出于辉格的视角,这些影响由于与科哲扯不上比较直接的关联,因此都被略去了。

在大一到大二间的暑假,博客随轩隆重开张,此事虽然也与科哲说不上特别的关联,但却是直接参与塑造我今天的整个思想和生活,以至于简直可以说随轩就是古雴,古雴就是随轩了……

大二的第一学期谈了一次失败的恋爱。这对于我之后的思想和生活而言当然是极端重要的事件,不过在辉格视角下,也没有太多可记述的关联。值得说明的只有一点:并不是如某些人揣测的那样,是因为我在后来由于把兴趣投入到学术之中,才导致了对女友的冷淡乃至分手;事实恰恰是我此时已然决定走上学术道路,这才开始寻找女友的。因为我当时认为:如果尚不能认清自己的道路,而是迷茫和不知所措的话,是没有资格再去让别人依靠的。而直到我认清了自己,便可以自信地寻找伴侣了。恋爱的失败导致我的自信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以至于我仿佛是迷失了自己,以至于在之后的两年内我的自信心都没能恢复到当年写完《生态哲学》后的水平,这也使得我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更加虚心(内心空虚),这对于我学术发展的影响究竟如何,现在来评价还言之过早。

大二的第一学期继续上苏贤贵老师的课。这次的“科学与宗教”课程,苏老师的发挥明显比环境伦理学时精彩得多,这个主题也吸引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并不是宗教信徒,不过一直都有某种强烈的宗教情结,对于宗教问题本身就颇多关心,更何况是这个“科学与宗教”呢。

“科学与宗教”这门课程与当时读到的《哲学之树》这本书一道,让我对康德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庞思奋的这本哲学入门书写得不能说多么精彩,但作为一个康德哲学的研究者和一个信徒,他以一种独特、简明而有趣(至少我这么感觉)的方式诠释了康德的哲学。尽管康德的三大批判早就矗立在书架上,但无论如何了解它们的重要意义,也始终没有足够的动力读下去,我需要一个入口。《哲学之树》带来了第一个触动——尽管这本书并不是介绍康德哲学的,不过作者总是援引康德,并对其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展开发挥。这种演说无论是哲学入门的指引来看,还是作为对康德哲学的解读来看,恐怕都不算成功,不过作为一个康德哲学的入门指引倒是正正好。

作为西哲史的期中读书报告,读了一点康德,之后在苏老师的鼓励下,再加入了关于康德宗教哲学的内容,写成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康德哲学的完整论文——“同一片星空”。当时主要是读的李秋零编译的《康德论上帝与宗教》这一编选本,还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整本康德的《批判》。那时的解读也是极为粗浅的(相比我的后两篇关于康德的论文来说也算是过于粗糙),现在的我已经基本上不再会引用那篇文章。但对康德的兴趣和崇敬已经确立起来了。除了具体的观点,康德的意义更是作为第一个哲学思考的“榜样”。

到了大二第二学期,短暂的恋爱很快告吹了,加上从这一学期末时我开始在校外租房居住(羊肉泡居)。结果我逐渐让自己远离各种集体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在随后的两年中,基本上不再主动地结交新朋友,和老朋友之间的联络和聚会也大大减少了。

不过不要以为我是在那么长的时期内沉浸在悲痛之中之类,事实上我的生活一直是很愉快的。除了少数几个短暂的时期陷入过持久痛苦之外,我基本都不让痛苦或怨恨来主宰我的情绪。不过日常交流的缺乏也巩固了博客成为我自我表达的最主要的途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这一学期吴老师从国外回来,给本科生开出了“自然哲学导论”课程,刘老师则开了“科学哲学导论”,我当然都选了。初次直接与吴老师和刘老师接触,印象应该都不错——无论是就我给老师的印象还是老师给我的印象而言。加上那段时间开始在刘老师博客上的活跃,感觉与他们这些人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除了这两门科哲课,同时也选了波波老师的逻辑哲学,我关于某个悖论的分析给波波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最后推荐发表了我的这篇考试悖论分析的文章。在暑期学校中继续选了波波的悖论研究课程,这次交了一篇关于直觉主义学派的文章。借此机会,我对20世纪初数学基础争论,特别是其中的直觉主义学派有了一些了解,这进一步让我看到了一种科哲的新线索——通过直觉主义这一桥梁,有可能把康德哲学重新引入到当代科学哲学的语境之内。

大三时选的都是一些杂课。吴老师的科学通史当然选了,非常精彩和有趣,也让我越来越多地体会了吴老师“言必称希腊”的风格,也大致确认了他的学术旨趣是最配我口味的。

这学期还选了两门马哲老师开的杂课,一门是席老师的“波普的历史哲学”,一门是老杨的“全球化问题研究”。选择这两门课主要是出于对其主题的兴趣——这也都是与科技哲学密切相关的题目。至于授课,坦白说并不精彩,但关键是借着机会自己认真地读一些和写一些东西。

借着波普的课程,我读了波普的几本书并把他与库恩联系对比,主题是历史哲学,但牵扯出的问题其实是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共通的部分。

全球化问题研究主要是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报告,讲完后老师点评和同学讨论之类,不算多么有意思。不过借此机会我发现了“媒介”这一主题——全球化就是大众媒介的扩张,而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个中立的技术,而且能够改变人类的文化和认知,甚至它就是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具体的想法在这里都不再多说,总之这门课事实上将我引向了“技术哲学”,正巧下个学期吴老师就开设了技术哲学导论,延续了我的思路,巩固了我对技术哲学的兴趣。

另外,这一学期还选了韩林合老师的形而上学课。考试就是一道题目,大致是要我们用分析哲学的思路批判一下康德的某段话。然而我却试图替康德作辩护,最后在给分通常厚道的韩老师那里拿了个68分……(详见康德的一百个塔勒是怎么回事?)这不是韩老师的问题,实在是我确实没有成功地展开辩护,总之这门课的失败让我憋着一口气,非要把康德的这个问题说个清楚。

于是第二学期选了老杨的“本体论研究”,这个课还是以学生报告为主,没啥意思,我则是借个机会弥补那个68分的遗憾。收获是啃了啃《纯批》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写出了一篇关于康德本体论的论文。这一过程进一步坚定了我把康德作为科学哲学讨论的“起点”的决定,也让我相信:尽管被一代一代的哲学家翻来覆去地研究了无数遍,康德哲学的“可能性”仍没有被穷尽。

学年论文由刘老师指导,原本说是写拉姆西的科学哲学及其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结果我发现拉姆西实在难写,便把主题转向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转折,并借用之前对直觉主义的考察,将直觉主义与后期维特根斯坦联结在了一起,凑出了学年论文。这篇论文写得是较为生硬、牵强和粗浅的,以至于我甚至认为它比原先那篇单纯介绍直觉主义的论文还不如。不过借此机会,我又把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哲学引入了我的科哲思路之内,并通过直觉主义与康德建立联系。

本科的最后一年通过《存在与时间》和《作为意志与表现的世界》的两门读书课,又将原本就早有兴趣的海德格尔和叔本华拉拢了进来,如此一来,将被我的科哲所引用的几个最重要的哲学家——康德、马克思、叔本华、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就算是基本凑齐了,这几个人物并非随便点选得,而是恰好能够被整理出一条脉络来,这是后话了。

总之,走近科哲的整个铺垫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随着我成功地直升为科技哲学研究生,接下来就该说如何做科哲,而不是如何走近的问题了。

由于前半部分扯得太多的缘故,后半部分原先准备展开的部分大多只是一带而过,事实上我是想着重诠释一下我这条路径和相关的背景积累在学理上的特点和优势,但暂时懒得多写了,以后有机会再专文论述吧。

2008年9月27日

最新评论

  • 季札

    2009-08-14 13:42:02 

    博主作研究思路很清楚啊,像我才叫随波逐流,看书都没有计划,随便拿本就看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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