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

[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0月,16元——☆
这本书是我回家时在火车上读的,拜晚点之赐,正好一口气读完。不过下面的摘抄却是在我回北京前的最后一天才录入电脑的,由此可见我在家的荒废程度。
这本书非常精彩,以至于我想要把它列为“★”推荐,犹豫再三,还是降了一级,因为考虑到此书的表达似乎过于激烈了些,一种看起来较为温和的精英主义立场可以通过我以前曾经推荐过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来体会。而且鉴于我下面的摘抄已经足够之长,以至于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读过我摘抄的部分就足够了。
作者的观点我并不是全都赞同,特别是我的表述方法肯定会与他不同,不过他肯定是我愿意为其辩护的人。
 
中译本前言,第3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
 
3    不管是好是坏,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现出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就“大众”一词的涵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这样的危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它的轮廓、特征及其后果早已为人所熟知,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大众的反叛”。
5    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大众成员并非从天而降,大致相同数量的人口十五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数目应该减少才是。恰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现代因素:组成大众的个人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它们并不是作为“大众”而存在,他们以小群体的方式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或者就是离群索居;他们的生活方式各异,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
6    社会总是由两部分人——少数精英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自制的个人之集合体。因此,不能把大众简单地理解为或主要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大众就是普通人。从这一点来看,纯粹的数量概念——大多数人、群众——就转变为一种质量上的规定:它被用来指一种一般的社会属性,这种人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身上却再现了一种普通原型。
7    大众现象作为一项心理学实施,无须等到个人以聚集的方式出现之后才可以定义。面对单独的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大众人”,大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除了这种可笑的声明之外,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种或那种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长——尽管他可能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凡的禀赋,资质平平,但他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众人。
6    每当人们说起“少数精英”时,不怀好意者通常会歪曲这一称呼的含义,而对如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少数精英并不是指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而是指那些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哪怕这些要求是他自己所无法实现的。无疑可以对人类做出最基本的划分,即把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9    民主与法律——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的含义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有人认为大众已经开始厌倦政治,并且已经将政治运作拱手让给了专业人士,这样来解释当前的新形势无
疑是一个错误,真实地情况恰恰相反。
10 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14 我的观点有些极端,因为尽管我从未说过人类社会应该是贵族制的,但我实际上却走得更远,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并且坚持这一观点的信念与日俱增: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
18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读者可以考虑一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问题。在欧洲,只有那些优异显赫的群体才会感到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并且认为在法律面前自己与其他任何人一律平等;而在美国,这一直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52 上面这些观察使我们对大众人心理图像中的两个基本特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方面,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这两种特性正是我们在被宠坏了的孩子身上所见到的心理症状,事实上,把这种心理状态作为考察当代大众人灵魂的一把钥匙是极为恰当的。无论是在理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面目焕然一新的平民大众都受惠于慷慨宽宏的古老传统,但他们却被周遭的世界宠坏了。所谓宠坏,是指世界对他反复无常的要求没有一点限制,尽量予以满足;并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它可以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根本没有体验过限制,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只有当某个比他强打得人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某些欲望,进行自我限制与约束时,他才会收敛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感觉,他才会从中学到一个基本的规范:“这是一个极限,我在这里一无所能,那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天地。显然,这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我自己和比我优秀的人。”在过去的时代里,普通人每天都在从他所处的世界中吸取这一基本的教导,因为那是一个条件恶劣的世界,灾难不断,一切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物质匮乏,居无定所。相比之下,新的大众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万物皆有备于我,一切都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付出努力,这就如同我们看到太阳自己就会悬在空中而无需我们把它扛在肩上一样。没有谁会由于自己呼吸道空气而感谢他人,因为它并不是人为制造的,它属于“本来就存在”的事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而然”的事物。我们从未感到空气是稀缺的。这些被宠坏的大众竟然无知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相信物质财富和社会组织与他们可以任意支配的空气如出一辙,……
53 因此,我的论点是:19世纪给某些生活秩序所带来的这种组织上的完美,使得大众受益匪浅,但他们却把它视为一种自然系统,而不是一种组织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与定义大众所暴露出来的荒谬的心智状态:他们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着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地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过去,当食品短缺导致骚乱时,暴动的群众通常会捣毁面包店,四处收寻面包。这或许可以看作公众行为的一种象征,今天,大众对待滋养了他们的文明所采取的态度就有类于此,只不过规模更大、更复杂而已。
58 让我们回顾一下本文开头对精英与普通人所作的对比:前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后者对自己放松懈怠,仅仅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样子,甚至还有些自鸣得意。能够摆脱通常观念束缚的是优异卓绝之士,而非实质上生活在奴役状态中的平庸之辈。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除非能够致力于一项超越的事业,否则生活断无意味可言。因此,他不会把自己为之服务的必然性看作是一种压迫。相反,当这种必然性因某些偶然因素而缺失的时候,他反而会变得焦虑不安,并竭力寻求新的更为苛严的准则加诸己身。这是把存在当作一条纪律的生活,亦是高贵的生活,高贵的定义标准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即义务,而不是权利。Noblesse oblige[地位高则责任重],“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歌德)。贵族的特权并不是基于出身的恩许或萌庇,而是战利品;也就是说,特权的维持在原则上应当以这一点为前提,即享有特权的人必须有能力再度征服它们——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只要有人对他们的特权提出挑战,他们就得这样做。因此,私人的权利或特权并不是消极地拥有物或是纯粹的享受品,相反,它们代表着只有通过个人努力才能达致的准则。另一方面,共同的权利——诸如“人权和公民权”——则是消极的所有权、坐享其成的受益权和好处;是命运为每一个人所准备的慷慨赠礼;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还没有精神错乱,无需任何努力谁都可以唾手而得。
59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60 以此观之,贵族的生活或者说高贵的生活,就与平庸的生活或懈怠(古注:“懒惰”)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倚赖自己,安于现状,害怕变动,
64 我很清楚地知道,有许多读者并不像我这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它还将进一步印证我的观点。因为,即使我
的观点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如下这一事实依然存在。那就是:在这些持不同看法的读者中,有很多人用来思考这一高度复杂的问题的时间,连五分钟都不会超过,他们怎么可能与我的想法一致呢?但是,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在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之前就有权利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他们显然就属于我称之为“反叛的大众”的那一类荒谬的人,这正是我所说的“心灵的闭锁”、严重的自我封闭,这是一种典型的智识上的冥顽不化。这一类人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巨大的思考宝库之中,他们对此洋洋得意,并以为自己在智力上已臻于完美至善之境。……
66 这并不是说大众人就是愚蠢的人,恰好相反,今天的大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民众都要聪明,都要机敏,但这种能力对他毫无用处;事实上,这种人为自己更聪明、更机敏的模糊感觉反而使他更加封闭,并妨碍了他实际运用这种能力。大众人一旦陷入了思维定势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人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词,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正是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作的概括: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强制推行这种权利。
66 迄今为止,平庸之辈从未相信自己对事物有什么“思想”,他们拥有信仰、传统、经验、箴言、心灵的习惯,但他们从未奢望对事物的实然或应然状态持有什么理论上的观点,……
68 粗暴野蛮的政治运动在欧洲的盛行由来已久…………这些新运动的奇特因素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新颖,而在于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在工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形势下,欧洲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根本不愿诉诸理性或者试图表明自己是正当的,他们仅仅是要决议推行自己的意见。这才是崭新的事物:不讲求理性的权利、“无理性的理性”。大众新的精神状态在这里一览无遗:他们没有治理的能力,却决意要统治这个社会。这种精神状态的结构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直白。而其关键仍然在于我们所说的“智识上的冥顽与封闭”。大众的头脑中满是一切奇思怪想,但他们却缺乏理论化的能力。对于思想观念得以滋生、存活的珍稀氛围,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观点,但又不愿意接受一切观点赖以为基础的前提和条件。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实际上不过是口头上的愿望罢了,仿佛音乐喜剧中的抒情短诗。
69 当今欧洲的“新”进展就是“与讨论和对话绝缘”、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沟通与交流的反感,因为它们都意味着对客观标准的服从,从日常交谈、议会辩论到科学探讨本身,无一不是如此。这表明欧洲人正在弃绝一种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公共生活蜕变。为了直接实现他们渴望强制推行的措施,他们公然抑制一切规范的程序。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心灵的冥顽与封闭促使大众干预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采取一种单一的干预方式,那就是直接行动。
69 当我们这个时代的诸种起源被拼凑到一起时,我们就会发现,其特有旋律的第一批音符是由法国的工团起义和现实主义者在1900年左右走响的,这些人正是“直接行动”这一方法与名称的始作俑者。人类往往倾向于使用暴力,有时候暴力的惟一后果就是纯粹的罪行——它不是我们这里关注的对象;但有些时候,当人们发现其他一切正常的手段都不足以捍卫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或应该拥有的正当权利时,他们也会诉诸暴力。命运一再地迫使人类使用此种形式的暴力,这或许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它同时意味着对理性和正义的最崇高的礼赞。因为,这种形式的暴力正是“被激怒的理性”,暴力实际是ultima ratio[最后的理性],人们总是非常愚蠢地在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措辞,但它确实清晰地表明在诉诸暴力之前对理性及其规范的服从。文明不过是试图把武力变成最后的手段而已。但对于“直接行动”,我们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它正准备颠覆一切秩序,并宣称暴力是prima ratio[首要的理性],甚至可以严格地说是unica ratio[惟一的理性]。这一规范要求废除所有的规范,取消介于我们的目的与效果之间的一切中间过程,这正是野蛮主义的大宪章。
70 约束、规范、礼貌、委婉、正义、理性……,人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些东西呢?创造这些微妙复杂之物有什么用呢?所有这些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文明”,它的词根“civis”(citizen,“公民”)揭示了它的真正起源:正是凭借这些事物、城市、共同体、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文明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事后死伤,所有这些文明的要素都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关心他人,替他人着想。文明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是不会考虑他人的,野蛮就是离群索居的倾向。
80 尤其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待科学的这种弃之如履的冷漠态度,竟然在技术人员自己身上也暴露无遗。他们在从事这些职业时惯常表现出来的心智状态,与那些心安理得地使用汽车或购买阿司匹林的人在本质上毫无二致:他们对于科学与文明之将来命运全然没有任何关切之情。
105       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前的科技人员正是大众人之原型。这绝非出于偶然,也不能归咎于科技人员的个人缺陷,而是作为
我们文明之根基的科学本身会自动地把他转变为一个大众人,也就是一个原始人、一个当代的野蛮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一再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只有把这项事实置于本文的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与严重性。
107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出乎意料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资质异常平庸、甚至连平庸都算不上的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地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既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
108       现在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专门人材纳入这两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他既不属于有知识的人,因为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也不属于无知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专家”,他“通晓”自己方寸天地中的一切。对于这种人,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有知识的无知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尽管专门人材在他所省属的领域中是无知的,但他却不像是一个无知者,而是摆出一副学有所长的神态。
109       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论断,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就可以看到,当今的“科技人”,对政治、艺术、宗教以及其他一般性社会和生活问题,所持的看法、所作的判断、所采取的行动,哪一个不是愚蠢至极呢?
110但如果专业人士无视他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哲学基础,他将从根本上全然蒙昧于科学的存在与延续的历史条件,亦即如何组织社会与人的心灵,使之可以继续造就后起的研究者。
111在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大众的角色都不应该是自行其是,安分守己才是它的使命。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说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经营,人类将丧失其本质。
171       如果一个国家仅仅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中,那么,当它受到攻击时就没有人会奋起捍卫它。持相反意见的那些人不是伪君子,就是疯子。然而,不管未来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一个国家的过去往往能够折射出它对未来的吸引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所向往的未来是我们的国家在其中能够延续的未来,这才是我们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为了血缘、语言或者共同的传统。
173       西班牙和中美洲、南美洲的各个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种族;然而,西班牙并没有同这些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为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一种关键性的要素:共同的未来。西班牙不知道如何对未来提出一个集体规划以吸引这些在血缘上极为接近的民族。由公民投票来决定未来在西班牙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文献档案、共同的记忆、祖先、“祖国”对他们丝毫派不上用场。即使在这些东西一应俱全的地方,它们也仅仅是作为巩固性的力量而发挥作用。
2008212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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