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进化论与生态学

最近的两篇论文感觉都写得有些“僭越”啊……前一篇关于安乐死的论文涉及关于政治和法学的问题,而这篇又涉及进化论,都是我还没有下力气啃的东西。虽然关于进化论的普及读物我实在也读了不少了,但深入的学习和思考预定将在大四第二学期开展,至于政治、法学和民主问题则更是计划在研二的第二学期涉猎……

技术的进化论与生态学
引言
随着技术的力量在现代文明中的日益彰显以及人们对技术究竟是什么的反思,我们越来越确知:仅仅将技术看作“工具”是无法深入地理解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的。
一些悲观者更是认为:与其说技术是人的工具,倒不如说人是技术用来繁殖自己的工具。在自主的、庞大的技术系统面前,人类看起来是无助的。技术按其自身的逻辑而运转,人类无从选择,也无处可逃。同时,一些乐观者也希望借用“技术自行繁殖”的隐喻,期盼着技术的进化必将会带给人类的美好未来。
本文也希望从技术的生物学类比出发,讨论技术如何“进化”以及技术进化论的意义。
当然,技术毕竟不是生物,因此技术进化论终究只是类比而非严格的论证。然而正如著名的技术进化史学者乔治·巴萨拉所言:“所有持久的分析性和批评性思辨的核心都是比喻或类比。没有比喻,文学就是荒漠,科学和哲学将不复存在,历史将变成单纯的事件编年记载。”[]因此,笔者也将“直截了当地、有意识地”运用比喻。当然,这一比喻的合理性及其意义也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另一位著名的技术进化论者,约翰·齐曼对于技术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可比性作了简练的说明:
“首先,指出某些生物过程与技术创新所涉及过程之间结构上的相似性,这是很容易的。物质人工制品,以及诸如科学理论、社会风俗、法律、商业公司等不大有形的文化实体,它们由特有的性状的突变或重组而引起变异的机制,能够立刻被人们想到。大量不同的变种被投入市场(或被出版、被实践、被裁定、被投资等,各依情形而定)。在那里,它们受到了顾客和其他使用者(或竞争团体、上诉法庭、银行,等等)的严格选择。幸存的实体通过种群而被复制、扩散,并逐渐成为特优种类型。
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意识到:互利共生关系是非常普遍的,如钢笔与墨水,或轰炸机与雷达系统。的确,产业的技术创新,譬如轿车制造业的各种创新是相互关联着的,因而我们可将之描述为一个协同进化的人工制品的完整的生态系统。选择环境发生变化,这些系统也将随之进化,并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被隔离的亚群——繁殖群,在进行重组以前,可以长期在不同的方向上独立地进行分离和进化,如此等等。”[②]
关于齐曼所提及的变异与选择机制以及互利共生关系,笔者将在后文进一步地讨论。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对生物进化论的基本理论作一些简单的回顾,引用当代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的概括,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包括以下五个主要观点:
1. 物种并非恒定不变(基本的进化理论)
2. 所有的生物都来自于共同的祖先(分支进化)
3. 进化是逐渐的(不存在跳跃,不存在间断)
4. 物种的增殖(多样性的起源)
5. 自然选择[③]
将以上五条分别对应于技术的发展来看:技术的发展显然满足第1条和第4条,即技术的品种显然是不断变化和增殖的。然而在其余三条那里,技术的发展似乎有独特之处,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许本身也是有所局限的。后文将会对这三点分别展开讨论。
 
连续性与偶然性
进化论与特创论或灾变论的重要分歧之一是进化论强调进化过程的连续性和偶然性,也就是说每一个新物种都是由老物种逐渐变化而来,而不是突然地凭空出现的;同时,进化是盲目的,并不受到某些智能设计者或合目的性的支配。那么在技术的发展中,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以往的历史书往往着重于描写一次又一次伟大的技术革新,以至于人们容易忽略:即便是那些划时代的新技术也并非凭空出现,正如巴萨拉所说:“整个人造物世界的主旋律是延续性。延续性这一特点意味着:新产品只能脱胎于原有的老产品;也就是说,新产品从来就不是纯理论的、独出心裁的或凭空想象出来的创造物。”[]
对人造物的考古学和博物学将为技术进化的连续性提供支持,例如皮特—里弗斯将澳洲土著的各种武器进行排列后展示了一幅好像是从最简单的棒经过分化和渐变而发展开来的图景。即便是到了技术更多地依赖于科学的发展的现代,“我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技术层面上的延续性是占上风的;第一批电话机的设计成功,得益于已有人造物品的要多,得益于科学理论的要少。电磁理论或许为电动机的设计划定了框框,但它并没有规定第一台电动机非要像蒸汽机一样工作不可。”[]
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学说提示了科学发展中的不连续性,于是,“假若技术是应用科学的代名词,如果科学是以革命的方式发展的话,那么,技术发展也应该是不连贯的。” []然而,一方面,技术显然不仅是科学的应用;另一方面,即便就科学的发展而言,科学革命理论其实并非对连续性的否定——相反,在传统的科学史观看来,科学的历程反倒只是由少数伟大的科学家所推动的由一次又一次独立的突破所构成的不连续的进程,而在库恩那里,常规科学时期的累积性和连续性得到了强调,在库恩那里,科学革命恰恰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没有常规时期的渐进和累积是不能孕育出革命的。而就科学革命而言,或许仅就科学的发展来看是突兀的,然而如果放到整个思想和文化背景中看时,其连续性又将凸现出来——例如库恩和其他许多科学史家着重强调的哥白尼革命与欧洲当时的柏拉图主义之复兴相承接,整个近代科学革命与基督教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等等。可见,即便是科学的发展,也不存在绝对的间断性。至于在技术进化过程中的某些看似突然的跳跃,如果联系技术—科学—社会的整体发展来看仍然是连续的。关于这样一种整体视角,在后文讨论共生与生态系统时还将提到。
至于技术进化的偶然性,与后文的各章都有关系——技术进化的偶然性表现在:并不是所有可能出现的技术都将出现,技术的发展并非指向唯一的方向。特别地,当代的如此这般的技术世界并非唯一可能的或唯一合理的结果,技术的未来存在多样的可能性。同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选择将会影响技术发展的趋向。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的。在这里,笔者先引用巴萨拉的论证,指出技术的发展并非是出于所谓“人类的普遍需求”,而恰恰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需求——例如,“同汽车的情形一样,对卡车的需求并不是它被发明之前,而是在此之后。换句话说,以内燃发动机为动力的车辆的发明创造了对汽车运输的需求。”[]
不同的技术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将引导技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或许除了“火”之外(后文还将提到这一伟大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技术是在任何文化中都必不可缺的。巴萨拉特别讨论了在西方经常与火相提并论的“轮子”的发明。他指出,“西方认为轮子是全球性的需求(就像火对生命一样重要),其实这种价值判断只是晚近才产生的。轮子与火没法比,……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史的权威作家们才把轮子抬高到今天它所享有的头等地位。”[]巴萨拉提到了中美洲文明懂得制作小型的有轮物品却对有轮车辆闻所未闻,而在轮子的发祥地中东地区轮子被骆驼所取代,原因是轮子对于这些地区的运输并不是最适合的。巴萨拉说道:“对轮子的接受和使用两相比较的故事,完全可以在现代生活的其他所谓需求上重演。它们远远不是出于什么满足人类的普遍需求,而只能在特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体系中体现其重要性。”[]
正如巴萨拉所言:“我们很难想象出一种不同的技术世界,更难想象出一个比我们已有的技术世界还优越的别的技术世界的存在。长期以来,欧美那些鼓吹进步论的人士就宣扬西方现今的技术比别人都优越,将来技术进步也只能靠西方来推动。这种看法的可靠性是经不住历史分析检验的,只需要看看印刷术、运河和铁路、各种互相竞争的汽车动力装置就可以知道了。”[]然而,由于西方技术与价值观的扩张,各种技术可能存在的别样的发展道路大多夭折了。好在,中国文明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例证,证明某种技术以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是有可能的,那就是作为书写技术的汉字的存在:
如果不是汉字独树一帜,我们很可能将以为从象形到字母,或者说从表意到表音是文字发展的唯一道路——即便有汉字的存在,仍然有不少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这一点。然而汉字证明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字母文字,却在表达力和生命力上不弱于字母文字的书写系统是可能的。
正如生物进化论有助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而不是命定的。技术的进化论也将提示人们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技术形式的优势地位也并非注定。
 
选择与适应
自然选择是进化论的核心,“选择这一过程包含了两个阶段”[11]:第1阶段是“变异”的产生,在这一阶段中“偶然性最为突出”;第2阶段是“生存和繁衍过程中的淘汰”,包括“生存选择和性选择”。
1阶段对应于技术发展中的创新与改进,在前文已经讨论了这一阶段中的连续性与偶然性,当然,与生物的变异不同,技术的变异表现出更多的方向性,或者不妨说,技术的变异更接近于拉马克的遗传系统[12]。关于技术进化中的人为因素,在后文将会进一步讨论。此处笔者重点关注的是技术进化中的“淘汰”。
与生物进化一样,技术的淘汰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然而所不同的是,技术要去“适应”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社会环境。
正如巴萨拉所言:“由于仅有一小部分新技术备选项目得以充分开发而成为一个民族物质生活的组成部分,新产品之间就要通过竞争看谁获选。最终获选的是与社会价值观和预期需求相一致并顺应了该社会当时对‘好生活’所持看法的那些项目。”[13]
前文已经提到,技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进化趋向将是多样的——按照巴萨拉的说法,“技术变迁的进化观揭示了技术探索和利用技术的道路是多样化的。我们通过对技术创新源泉的探究,发现有很多种其他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工业社会。我们对人造物选择的研究已弄清这种选择中所作的决定的随机性。事实一次次地证明生物需求和经济需求都不能决定何物获选。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者与意识形态、军事主义、时尚和对好生活的现存看法合起来构成了取舍的基础。”[14]
不仅是在东方与西方,而且就是在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技术的选择也往往呈现出多样性。无论如何,这种选择决不仅仅受到经济力量或者任何一套单一的因素所决定,巴萨拉指出:“在我们探索几个重要的、不同的创新——水轮、蒸汽机、机械收割机、超音速运输机——的选择过程时,我们将会发现经济力量与决定它们获选的技术、社会与文化因素交互地发生作用。这些新产品中的选择没有一种是仅受经济需求的控制,也不是在上述每一种产品的选择中发挥了作用的因素在选择另一物时也起了作用,因为不同的人造物是在一种更宽广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选择的。”[15]
这种多样化的选择尤其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表现明显。技术转移与生物的迁移类似,当一个物种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下时,或者将因为不适而被淘汰,或者将有可能产生更适于新环境的改变,生物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环境的多样性,技术也是如此。
专研技术转移问题的日本学者富田彻男也提到:“当产生于某一地区的具有特殊性和必要性的技术同来源于另一个不同地区的技术发生竞争时,其结果,只有最适合者才能被选择下来。而且,现代尖端技术也是这样,服从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16]另一位在技术转移研究中卓有建树的日本学者小林达也先生特别提到了可更换部件的量产技术为什么在美国,而不是在工业基础更为成熟的英国产生这一问题[17]——这与美国人力资源匮乏和自然资源充沛的自然环境、实用主义的文化环境以及其平民为主而非贵族为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简单地说,技术的迁移与生物的迁移一样,同时是一个选择与适应的过程。适应于某一个环境的技术,当它迁移到另一个环境下时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正如在热带地区繁衍茂盛的植物若移植到温带地区很可能将无法存活,又如在一个地区长势一般的生物若被带入另一个地区后很可能疯狂繁殖。这些现象在技术的发展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例如日本曾经完全通晓利用水轮的技术,然而日本“先是从中国,然后从葡萄牙和荷兰”引入了的牲畜和水轮等技术,却都无法推广开来。[18]另外,“葡萄牙人在1543年将欧洲的军火引入日本。枪炮在战争中很快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手艺高度精湛的日本匠人也大批量地生产枪炮。到16世纪末,就绝对数量而言,日本的枪炮数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正当枪炮在日本似乎处于受欢迎的巅峰时,日本人却反而去使用他们的传统武器——剑、茅、弓箭。”[19]正如巴萨拉所言:“日本人在热情拥抱枪炮并极好地掌握了其技术后,却放弃了它们,从而证明,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有时能盖过现实考虑。”[20]
另一方面,诞生于中国的技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剧烈的革命,然而当它们迁入西方的环境后却大肆扩张,推动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技术在东方的整个社会系统中被约束着,然而在西方的社会系统中恰恰缺乏约束这些技术的“天敌”,使得这些技术在那里发生了疯狂的繁殖和进化。
对技术迁移中的选择与适应的考察启示我们:在技术引进时不能只留意该技术在其原初环境中的表现,更应该与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相联系。引入技术的同时很可能也将使技术本身发生改进,从而技术转移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然而盲目地引进技术而不考虑相应的社会环境很可能是事与愿违的。这一点对于目前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
 
驯化
上文讨论了技术进化中的适应与淘汰阶段,而现在笔者将回过头来讨论选择的第1阶段即“变异的产生”。在这一阶段,技术进化似乎与生物进化中的盲目性不同,而包含更强的人为因素。
不过,即便是在生物进化中,也并非总是与人工选择无涉。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人对生物的“驯化”。
许多论者都提到了技术进化与驯化动物的关系,例如伯纳德·卡尔森提到:“在我们仔细研究爱迪生如何变化和选择研究路线时,我认识到我们不应该把发明堪称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而应看成是一个人工选择的过程,爱迪生扮演了育种员的角色。”[21]巴萨拉提到:“第自然选择产生的进化没有预先注定的目标、目的或方向。饲养动物者和栽培植物者所做的人为选择却是另一码事。这时是由人类把那些认为值得保存的特征选择进来而确立标准的”[22]“在很多方面,技术进化与人为选择很相似。人造物变种并非是由某些关键的构成要素随机组合成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过程导致的——即人类在追求某些生理的、技术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目标时使用判断力和鉴赏力的结果。”[23]
无论是技术的发明或改进还是对技术的选择和淘汰过程,都更适合与生物驯化过程相类比。事实上,“驯化”本身也是技术的最重要的和最原初的形式。
先不论农业文明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我们不妨追溯到人类文明以及技术的源头:
几乎在所有的神话中,当人拥有了火,他们就超越了其他动物,成为与众不同的人类。埃斯库罗斯曾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宣称,凭借赐予人类的火,他创造了“人类全部的技艺”。这一论断既大胆,又未免有些无端。但从事实本身而言,人类确实是工具的使用者,火也位于人类最古老的技术之列,而且可能是最普遍、最持久的一种。初次接触伊始,人类与火就很少分开过。它们一道跨过沙漠和冰川,穿越雨林和橡树林;一道飘洋过海,爬上云端,直至登陆火星和月球。人类接触过的所有事物,火也都接触过了。
不过,火依然是一种奇特的技术,正如它对原始人来说是一个神奇的“要素”一样。在某些情况中,它就像工具那样起作用。比如,火焰挥发热量,正如同斧子产生冲击力;一根蜡烛支撑火焰,正如同斧柄固定斧头。可是,在其他情况中,火更像是被驯化的物种。它必须为人所点燃、照料和约束。它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习惯以适应它的习性;它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力量。田野之火与耕牛而不是斧子更为相似,炉火不能像锤子那样被放在架子上。它更像一匹役马,需要马厩和喂养,需要安抚,还要套上笼头。[24]
人类将火驯化之后,火逐渐分化出不同的品种,被用于各种场合。包括现代被隐藏在内燃机之中的火,火的“后代”遍布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领域。
从人类文明的第一步起,到农业之火,直至今日的工业之火的时代,人类始终是火的看护人,火的生态便意味着人类的生态。
 
工业之火取代了闪电火和人为火。是一种看不见的火,一旦燃起就无法扑灭的火,一种不再循环而是永无止境地“消耗”的火。现代人轻视熊熊燃烧的火焰,以为它代表落后或灾患。不过人们不能忘记,从古至今,火始终代表着力量——普罗米修斯的力量。当人类控制火时,火正是使人之成为人的力量,而人无法控制火时,那火才成为“灾”。工业之火比任何火焰更要凶猛百倍,但人们却容易忘记它仍是火——与其它火焰一样,它仍是主宰着人类与自然的力量,只是其力量是如此空前的强大。与任何火情一样,它也随时可能脱离控制,烧毁人类的家园,乃至吞噬这一切。
不过一些悲观者看到了工业技术的危险,却幻想回到原始生活以逃避。然而,即便是原始人也是火的驯化者,而火把自然与人文结合在一起,使用火的方式是人类的文化和技术,也是生态循环的一部份。无论是人与技术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人与火的关系。
之所以在现代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技术正在脱离人类的掌握并且反过来支配着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因为人们逐渐忘记了人类是技术的“驯化者”:
技术理性拒绝了人类多元的文化因素对技术进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芬伯格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技术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的更大的框架中……被实践情境化了,而这些实践就规定了技术在周围的非技术行为体系中的位置”,然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再嵌入在它所服务的各种社会子系统中,不再受像宗教或父系道德权威这些非技术的行动形式的控制。资本主义将技术从这些内在控制中解放出来,在对效率和权力的追逐中组织工作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体系的其他领域。”[25]而技术被“解放出来”意味着,技术的进化不再受到其它人为因素的选择,而仅仅服从于效率原则。
于是,这种对技术进化的“自由放任”,或着说只用效率作为单一标准进行“选种”的做法,无异于使技术的进化回归到“自然选择”的“丛林法则”去——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环境正是尊奉着丛林法则而建立的。这也难怪现代人在技术不可遏制的扩张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然如果我们能够重新重视对于技术“选种”时的文化、价值、审美等多元的因素的影响,重新将技术至于人文环境之中,驯化技术仍将是可能的。
 
共生与生态系统
驯化既不是让人类成为自然的奴隶,也并非简单地奴役自然,而是某种人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在这里我们需要超越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而转向一种更为重视“互利共生”的新进化观——物种与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并不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而更重要地是互相依存、协同进化的关系。
在这里,有必要引入以林恩·马古利斯为代表的共生进化论以及盖娅理论。引入共生进化论的第一项作用是可以解释技术进化与达尔文进化论中“分支进化”说不相符合的表现。巴萨拉提到了这一困难:“不同的生物物种之间通常并不杂交,如极其偶然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它们的后代也不会有生殖能力了。人造物的各类型通常却是靠组合来产生丰富的新实体。”[26]
而按照马古利斯的主张:“简单的拉马克主义中,生物遗传它们亲代受环境条件诱导的性状,然后通过‘共生发源’,生物所获得的不是性状,而是整个另外一种生物,当然也就包含了整套基因!就像我的许多法国同道一样,我可以说共生发源是新拉马克主义的一种形式,共生发源是通过获得性遗传而产生的基因组的进化性变化。”[27]
我们看到,引入了马古利斯的共生进化论后,在技术进化中的拉马克遗传的因素与“杂交”的现象都得到了解释。一方面,“驯化”技术时的人为选择的因素可以看作人与技术在“互利共生”关系中的互相促进,而不同人造物之间的“结合”则可以看作是“共生发源”的过程——正如真核细胞的起源发生于原核生物与某些细菌的结合(这些细菌分别成为动物和植物细胞内至关重要的叶绿体和线粒体)。当两个物种的关系如此密切时,它们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物种——这种现象在技术的进化中更为常见。
除了这些极端的结合以外,一般的互利共生、寄生的现象在技术中也很常见,例如铅笔与橡皮,钢笔与墨水,黑板、黑板擦与粉笔等等共生关系;还有如拉链于衣服,发动机与汽车等等寄生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两种或多种技术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又互相依赖。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技术与支持着它们的相应的文化、价值观或社会体制之间也是某种共生的关系,互相维持、互相促进。
当技术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通过复杂的相互关系联结成一体时,其表现正如整个生态系统,而这正是前文所讨论的技术之被“选择”的环境。
关于技术的生态学类比,马古利斯(以及拉夫洛克)的盖娅理论可以提供极好的启发。约翰·齐曼也承认:“生态学原则上是典型的选择论的。选择论最重大的生物学应用当数盖亚假说,它将地球刻画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其中生物进化和物理环境之间存在广泛的反馈。不仅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适应这一环境:大气和海洋受到生物圈变化的强烈影响,这两个系统在确保生命自身能够得以生存的稳定包膜中‘协同进化’。即使我们在总体上不承认这一论证,我们也得赏识其选择论的基本原理。”[28]
埃吕尔等技术自主论者将现代技术描绘成一个巨大的“系统”,从而认为人类别无选择、无从逃避。然而,如巴萨拉所言:“技术自主论与选择过程并不冲突……首先,技术不受控制的观念,因其不能准确反映大规模技术的实情已受到批驳。现代的男女并非是技术秩序可怜无助的受害人。再者,就算我们接受了最极端的技术决定论,仍存在着变革的余地,虽然这种变革要与系统的技术需求完全一致,而非一定要与社会要求相一致。最后,对自主的技术并不坚定有力的归纳,也承认存在非常强大的超大技术限制,但还是为选择者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29]
结合盖娅理论的生态学,我们更可以留意到:一方面人创造和改进技术,而另一方面技术使人成为其所是。如果说技术是一个“系统”,何不与“生态系统”相比较呢?按照“盖娅”理论,一方面一个物种只有在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中才成为其所是,但另一方面每一个物种又同时改造着它的环境,使生态系统朝向更适宜自己生存的方向发展。类似的整体论的技术观也将主张:人之所是由技术决定与人可能改造技术非但并不矛盾,而且是密不可分的。
 
进化与进步
进化论从一开始就与进步史观关系密切,然而,对于进化论的深入思考也将促使人们反省简单的历史进步论。
关键在于,进化不只是单个物种的事,在物种本身演化的同时,该物种所在的生态环境并不会毫无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物种通过进化变得越来越优越。现代的任何一种最“高级”的动物如果被置于侏罗纪的生态环境之中,肯定不会比恐龙更加“适应”。因此,从单个物种来说,不断适应的进化过程并不必然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进步过程。
迈尔在讨论生物进化时拿技术作为类比:“汽车的发展并没有取代所有其他交通方式,步行、骑马、自行车和火车都和汽车并存,在一定的环境下都有其用途。飞机的发明并没有使火车和汽车荒废。生物进化也是这样。”[30]这一类比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正如生物进化不一定是单向的进步那样,技术的进化并不能简单地意味着进步。
那么,如果不是就单个物种,而是就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而言,是否是不断“进步”的呢?对比一下太古代和新生代,得出“进步”的直观是理所当然地,同时,对比原始部族和现代人的技术,我们也很难否认“进步”。那么,这里“进步”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志大概是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和“复杂化”[31]的趋势——这不仅是指从数量上而言物种的增殖,更是指整个生物界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技术的进步也是这样,相比远古时代单调简单的木棍石斧,现代人的技术世界显然是更加丰富了。从文化和价值上讲,从原始社会的单纯盲目而到现代的丰富和多元,也不能不说是进步。
照此看来,现代人的许多所作所为却不再与“进步”相一致了:例如大大加速地物种灭绝等等。而现代技术的发展趋势也容易受到专利数目的爆增所掩盖——事实上,现代技术与现代性的文化相伴随,都是一股强大的均质化、去差异化的力量:流水线大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使得丰富多样的地方性技术(手艺)纷纷灭绝,这样的发展趋向,恐怕不能再被视作“进步”了。
那么,怎样做才可能超越现代性的困境,从而发展出一种人—技术—自然的更加和谐的关系呢?
正如前文提到的,在现存的以效率原则或者说丛林法则为基础支撑起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技术的进化始终只是技术专家的事,而技术专家要么是奉行“丰饶原则”——即所有可能被造出来的东西都应该被造出来,要么奉行效率原则而受到资本家的控制。为了使多元因素能够重新影响技术的发展,就势必需要突破现存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推动一种技术的民主转化,芬伯格指出:“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一种技术的民主转化。”[32]芬伯格认为“当前民主理论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把技术排除在民主的议题之外’”[33]而“‘民主的理性化’理论并非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其目的在于扩大技术设计过程中的人和人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从而使技术反映更多的人的利益,满足更多的人的需要。按芬伯格的话说,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芬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34]
基于技术进化理论,珍妮特·戴维斯·伯恩斯表示:“现今,技术由技术人员和商业人员运作,并‘在法律和政治之间的灰色区域’运作。想到他择性组织模式,赋予原始经济和军事优先以较低的优先权,诸如技术创新公共基金和建立新的机构,如‘技术法院’,以此去管理是可能的。但是,国家范围内的这种发展对全球化经济的影响将会很小,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能力将意味着技术会被重新定位到限制最少的国家。因此,这需要具备在国家至上权威的新的国际机构。”[35]当然,这些引导技术发展的新的力量不必是强权机构,“对风险社会的进化性应对,不必要是一个对抗机构之间力量的不稳定平衡。这种应对将可能出现一种‘对话的’或‘协商的’民主形式,大部分在正式政治范围之外运作,并通过政策的公开讨论以侵听所有的观点,从而实现其化解冲突的目标。其目标也许不是寻找‘正确答案’,而是发展特定范围内政策评估的程序和标准并使之合法化,从而为普遍可接受的结果扩大搜索空间。”[36]
技术的进化论的启示是:人们不必逃避技术(这也不可能),也并不注定要牺牲效率——技术进化的历史表明,环境的多样化有助于技术的演化和革新——只是不能以效率为唯一的标准。人们应当保持文化和价值的多样性,并且更多地注意技术与其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
 
参考书目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富田彻男:《技术转移与社会文化》,张明国译,商务印书馆2003
[]林恩•马古利斯:《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易凡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恩斯特•迈尔:《进化是什么》,田洺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牛瑞华贾珺等译,陈蓉霞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毛荐其:《技术创新进化原理、过程与模型》,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
[] []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
[] []恩斯特•迈尔:《进化是什么》,田洺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
[]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
[]同上,第45
[]同上,第29
[]同上,第7
[]同上,第12
[]同上,第13
[]同上,第228
[11] []恩斯特•迈尔:《进化是什么》,田洺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8~109
[12][]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
[13]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       
[14]同上,第206
[15]同上,第157
[16] []富田彻男:《技术转移与社会文化》,张明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
[17]另外在[]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提及
[18] []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5
[19]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5
[20]同上,第206
[21] []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1
[22]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48
[23]同上,第148~149
[24] []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牛瑞华贾珺等译,陈蓉霞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6
[25]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p176
[26]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
[27] []林恩•马古利斯:《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易凡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8
[28] []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
[29]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3
[30] []恩斯特•迈尔:《进化是什么》,田洺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6
[31]这里的复杂化并不是指单个物种的复杂化,正如迈尔所言,物种进化过程中既有明显的复杂化现象,也不乏简单化的趋势。这里的复杂化指的是整个生态系统的组织关系的复杂化。
[32]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p4
[33]朱春艳:《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
[34]同上,第129
[35] []约翰•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2
[36]同上,第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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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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