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的历史主义对波普历史哲学的反驳

摘要
本文基于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对波普历史哲学的科学哲学基础,进而对其反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提出批评。笔者提示了波普历史观与科学观的紧密联系,并依次围绕着“证伪”、“科学”、“技术”、“整体”、“革命”和“历史”等关键词分析了波普对这些概念理解的局限和片面。

关键词:波普 历史主义 证伪主义 库恩 整体论 革命

目录

导论…
1


证伪…
2

科学…
5

技术…
7

整体…
9

革命…
10

历史…
13

参考书目…
1
4

2007年1月14日2时30分于羊肉泡居


导论

本篇论文的题目看来十分奇怪——库恩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与波普在科学哲学领域有许多分歧,但他何时反驳了波普的历史哲学呢?但笔者正是要借助库恩的科学哲学,对波普的历史观进行批评。个中的联系将在后文逐步论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是波普的思想而并非库恩,因此库恩的思想只是用于反驳波普的一个主要武器,我的许多反驳意见也并非来自库恩。

波普最具影响,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哲学主张,一是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证伪主义”学说,二是历史哲学——或者说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而对波普来说,从科学哲学到政治哲学是“一以贯之”的,科学哲学是波普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的历史哲学观点其实是其证伪主义的延伸和贯彻。不过对于波普的对手们来说,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却是联系远不够密切,甚至曾经是几乎不相往来的两个领域。这使得波普的对手们,尤其是对波普的历史哲学持反对意见的人们,容易陷入被动——他们顶多只是坚持说: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或理论简单地运用到历史学或社会科学中来。但波普的回击是:你们以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但你们了解什么是自然科学方法吗?事实上你们并不了解自然科学,怎么有资格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呢?波普认为,若非接受一种最合理的科学观(也就是他所提倡的证伪主义),那么无论是主张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都是错误的;历史主义“都受到总体论思想的影响,并且它们都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①]

而许多历史哲学家们确实并不了解科学哲学中的争论,因此他们所能做的至多始终只是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防御”罢了,难以展开有效的回击。于是,若要扭转立场的被动,向波普的历史哲学发起主动的“进攻”,势必要从科学哲学着手。

波普的科学哲学所受的争议决不少于其历史哲学。首先,决不是相波普所言的那样:是他摧毁了实证主义学派。相反,实证主义者早已对证伪主义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质疑。实证主义的与其说是被波普摧毁的,不如说是从内部瓦解的。在这方面,蒯因——一位整体论者——的影响远远重于波普,而蒯因的整体论与其语言哲学同样将对波普构成打击。不过,笔者更为关注的是来自波普之后——尤其是来自库恩的反驳。巧合的是:库恩所开创的科学哲学新学派,正是被称作为“历史主义”。

库恩的“历史主义”与波普所反对的“历史决定论”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比起波普所描述的历史主义而言,此称号对于库恩却是更为贴切的。“库恩的历史观,与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库恩是历史主义者。这与历史哲学中的理性历史化是密切相关的。”[②]

作为历史哲学中的一股新思潮,所谓的“历史主义”正是“对希腊历史观和理性主义历史观的反对”[③],也就是说,历史主义反对在历史背后寻找“通则”、寻求终极的原因或目的。而波普所描述的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和提出预测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恰恰也是历史主义者所反对的。

倒不能怪波普混淆概念,波普本人并没有使用与“历史主义”的德文“Historismus”相对应的英文“historism”而是另拈出“historicism”一词,大概正是为了以示区别。波普说到:“我一直企图把历史主义描述为一种深思熟虑和联系紧密的哲学。我毫不犹豫地构筑了支持它的论据,而且这些支持性的论据,就我所知,都不是由历史主义者本身提出的。为此,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构筑了一种真正有益的进攻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一直试图完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经常被提出,然而却几乎从未具有一种充分展开的形式。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精心审慎地选择这个有些不常见的标签‘历史主义’。通过对它的引进,我希望避免纯粹字句上的咬文嚼字:因为我希望没有人去试图质问这里所讨论的任何论据是否真正地、恰当地活在本质上属于历史主义,或者质问什么是‘历史主义’一词真正的、恰当的或本质的含义。”[④]也就是说,波普尔所批判的所谓“历史主义”是波普尔自己“构筑”起来的,而他对历史主义好心的“完善”恐怕并不是其它任何一个现实中的历史哲学学派所认同的。然而在波普那里,除了他本人之外的任何历史哲学主张都将陷入历史主义(因为它们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误解了),他将各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放在一起予以批判。这有点像过去流行的将各种丰富多样的流派和主张统统归入“唯心主义”旗下而统一地进行激烈的批驳那样。这种笼而统之的批判法最大的特点是:将使得其对手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其对手的特征根本就是被拼凑甚至设计出来的。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采取防御的话,很容易陷入波普尔构筑的陷阱,

波普所谓的“历史主义”主要指“历史决定论”,例如波普提到:“历史主义方法的中心观点,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观点,似乎是这样的。……恰如能够预测日食一样,预测革命应当是可能的。……”[⑤]对此一般的回应方式例如:“马克思的主张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或者“历史不一定完全不能预测,可以……”,这些回应或许都很有理,但总是被动的防守,进一步的讨论容易受到波普所构筑的概念和思路的左右。因此,更直接的回应是:不是为了某一个波普所攻击的观点作辩护,而是集中精神考察波普自己的论证。

下面,笔者就从若干个关键词为线索,从科学哲学着手,对波普的历史哲学进行批评。

证伪

用“证伪”代替“证实”,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标准和原则,是波普最有影响的创造之一。这一替换的优越性似乎是很明显的:任何一个全称命题都不可能在逻辑上被完全证实,但只要出现一个反例,便确凿无疑地被证伪了。例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无论考察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能绝对地被证实,然而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是证伪了这一命题。波普以整个地取消归纳方法的方式,解决了休谟以来始终困扰着哲学家们的归纳难题。

然而,正是波普本人也主张的“观察渗透着理论”这一观点,使得证伪主义在逻辑上也远非完美——“如果某一观察陈述O的真业已给定,那么就能推演出在逻辑上推出不会有O的某一理论的假。然而,正是证伪主义者他们自己坚持认为构成科学基础的观察陈述是依赖理论和可错的。因此,T与O之间的冲突并不具有T为假的结果。从T推出与O不一致的预见这一事实中逻辑上得出的结论是:要么T为假,要么O为假。当观察和实验提供与某一定律或理论的预见相冲突的证据时,也许错的是证据,不是定律或理论。……直截了当地说,观察对理论的定论性证伪是不可能做到的。”[⑥]

另外,所谓的“迪昂-蒯因命题”提示了:导致某种观测的预期的除了理论或假说之外,还有诸如初始条件、辅助假定等等,例如实验时的温度、外界的干扰等等条件的限定。而且这些条件和假定往往是难以穷尽的,在这些条件的最后往往需要列一句“其余情况皆同”的补充。而一旦发现实际的观测与理论的预测不符,出错的不一定是理论本身,更多的情况是某一项实验条件的控制出了错,或者是存在某个未知的干扰因素。于是,实验者永远也不可能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标准来决定是去继续搜寻未知的干扰因素,还是去否定原有的理论。

波普的回答可能是:只要预测出了错,就可以看作是证伪,我们便可以在错误中学习,从而提出新的假说,发动变革。而波普区分了保守的变革和革命的变革,又在较为保守的变革中,区分了“为此目的的假说”和“辅助性假说”。[⑦]例如发现天王星的运行与牛顿理论的预测不符时,提出的假说:“存在一颗新行星”,是辅助性的,因为它是“单独地可检验的”。然而,波普所谓的被证伪的东西,其实只是“天王星将如此这般运行”的这一预测而已。然而科学并不是由这样一些个别的断言所组成的,正如波普也充分地了解到的:科学理论的主要部分是一些全称性的命题。人们期待证伪主义能够比证实主义更有效地处理全称命题的问题。波普说科学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想要表达的是诸如“牛顿第一定律是逻辑上证伪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逻辑上可证伪的”等等。而仅仅说关于“天王星将如此这般运行”的预测被否证了,并不能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有当我们明确错误出在辅助条件而不是基础理论时,我们才知道牛顿定律并没有被这一事件所证伪,反而是变得更加令人信服了。最后,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的事件恰恰是海王星的发现对“存在一颗新行星”这一假说的“证实”。相似地,对牛顿引力定律的一个真正的反例——水星进动现象,也只有当它成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证实”时,才真正被确定为对牛顿定律的一个“证伪”。

试想,如果没有在预期的地方发现海王星呢?牛顿定律就被“证伪”了吗?人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提出新假说,例如存在一颗不反光的暗星、有一片星际尘埃遮挡着等等。当然,也可能在某些时候需要求助于暂时不可检验的所谓“为此目的假说”。对于这种假说,波普的态度是颇为矛盾的,他说道:“不要颁布过分严厉的法令反对为此目的的假说:它们最终能够变成可检验的,如同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说也可以发生转变的情况一样。但是一般说来,我们的可检验性的标准警告我们反对为此目的假说。……为此目的的假说,也就是说在当时是不可检验的辅助性假说,几乎能够挽救任何理论免遭任何特殊的反驳。”[⑧]可见,波普也认识到了其科学标准的暧昧,但他从没有提出有效的改进。

相比更早的实证主义者们,波普是较早倡导重视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提到:“只有理解科学(即科学问题)的人才能理解科学史。只有对科学史(科学问题境况的历史)有一定真正理解的人才能理解科学。”[⑨]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如果(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得到科学家的严格遵守,那么被公认是科学理论中最佳范例的那些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早在萌芽状态就会遭到摈弃。可以举任何一个经典科学理论为例,无论是在提出之初或是到了晚些时候,都可以找到在当时被公认的、被认为与这个理论不一致的、以观察为根据的断言。尽管如此,那些理论并没有被摈弃,而它们之没有被抛弃就成了科学的幸运。”[⑩]

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提出以后的60年间,月球的近地点运动的预测值的始终只有观察值得一半,物理学家们也始终未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或提出合理的假说,但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修改万有引力定律。而直到1750年人们才了解到:只是应用的数学错了,而牛顿理论自始自终是有效的。[11]而当麦克斯韦在1859年第一次发表气体运动理论的详细内容时就在同一篇论文中承认,这个理论被气体比热的测量结果所证伪。[12]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提出之初不仅要面对不能观测到视差等事实的反驳,而且其预测的精确度并不比托勒密的体系更高。它的优势仅仅在于理论的“简洁”罢了。

正如库恩所说,在科学史中,“新理论的早期表述,包括新颖概念的不完善表述,是在对那些表面的一次次证伪不予理睬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和发展起来的。只是经过许多科学家若干世纪的智力劳动和实践活动,在新的物理学体系终于创立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够即使在细节上也成功地与观察和实验的结果相吻合。”[13]

波普也了解这些科学史的事实,例如他也提到:“当哥白尼提出他的系统时托勒密系统还没有被驳倒。”[14]还提到捍卫旧理论的必要性:“有限的教条主义对于进步却是必要的。没有顽强捍卫旧理论的严肃地生存斗争,与之竞争的理论就不能表现出它们的气概——即不能表现出它们的解释能力和它们的真理内容。”[15]但他从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库恩在批评波普的证伪标准时,不无讽刺地说到:“卡尔爵士当然不是朴素证伪主义者,他懂得刚刚说过的一切,他从研究生涯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例如,早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他就写过:‘对一种理论其实永远也提不出最后的反证,我们总是可以说实验结果靠不住,而人们断言实验结果同理论之间存在的不符也只是表面的,将随着我们理解的进步而消失。’这些说法表明了他同我在科学观上更多的一致,但我们的理解却又迥然不同。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根本的,既是论据,又是根源。但卡尔爵士却认为刚刚相反,这不过是威胁他基本观点完整性的一种实质性的限制。他排除了最后的反证,但又找不到什么来代替,因而他所用的叙述仍然是逻辑的证伪。所以,卡尔爵士尽管并不是朴素证伪主义者,但我以为倒是有理由这样来看他。”[16]

关于科学史实与证伪主义的不合,一些论者以波普的学说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超越性的,即并不是解说现实的科学发展而是为科学研究提供规范和指导等等来辩解。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如库恩所言:证伪主义并不足以刻画科学的主要特征,波普所回避的某些东西才是科学活动中更不能忽略的部分,这些笔者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

顺便提到:至少有一些被普遍认为是科学的论断也是不可证伪的,例如“人都会死”。它不可能从逻辑上被证实,但在逻辑上也不可能被证伪——证伪这一命题也就是要发现一个不会死的人,假设真有那么一个不会死的人,例如他活到了一千岁,我们也不能证明他不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死去。有趣的是,波普也曾提到了“凡人都要死”这一论断,并指出这个“公认的规律”已经被反驳了!他说到:这一规律“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一个部分——一切生物经过一个时期之后一定会衰弱、会死亡。虽然这个时期的长度是由生物的本质决定的,但是也因生物的偶然环境而有所变化。这个理论被反驳了,因为发现细菌不一定都会死,分裂繁殖不是死,而且后来认识到虽然看起来一切生物形态都可以用猛烈的手段杀死,但是一般来说,有生命物体并非注定要衰亡的……例如,……癌细胞能够继续活下去。”[17]然而“癌细胞不一定会死”这一“发现”是如何成立的?首先,这一论断也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即便观察到了某个癌细胞经过1亿次分裂后还没有衰弱的迹象,也并不能证明在1亿亿次分裂后都不会死;那么,说癌细胞不一定会死顶多是一条新的假说罢了,也就是说:用假说来证伪假说?那么这个有资格证伪旧假说的新假说是如何可以确立的呢?不幸的是,即便是作为假说,这一论断也是不够格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就不能被证伪——它的否命题“癌细胞也都会死”这一全称判断是不可能被观察证实的。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便是波普本人,对于证伪标准的实际应用也是很成问题的。

科学

波普以“可证伪性”作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非科学的标准。科学的理论一定是可能证伪的,而模棱两可的、永远驳不倒的理论不是科学。这一标准是颇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如果仅仅以此为标准,仍是远远不够的。

正如库恩指出的,有些伪科学也会提出可证伪程度很高的预测:例如“占星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理智上可驳倒的历史,记录了许多显然失败的预言。”[18]设想一位神秘的教主宣称世界将在2010年11月10日在霎那间灰飞烟灭,这个预言显然是可证伪的;相反,断言世界不会在2010年11月10日灰飞烟灭倒却是不可能证伪的了——要证伪后一个断言,只有当有人观测到那个时刻世界确实整个被毁灭了,然而如果有一个观测者幸存,就说明这个世界并未完全毁灭,因此对这一断言的证伪在原则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世界毁灭的预言是科学,而世界不会毁灭的断言却是伪科学?这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问题的关键是,正如笔者已经提到的:科学并非由一条一条的预测堆积成的。波普将其反整体论的立场贯彻始终,在他那里,科学只是由个人从事的、对一条一条的断言进行检验和更新的活动。而在库恩那里,科学是一项人类集体的事业。

波普认为:“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19]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波普实际上仍是以一组断言对另一组断言的替换来诠释科学的进步的。不过,即便说科学是从问题到问题的进步,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问题呢?科学家赖以判定哪些是合法的和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哪些又是合理的和值得信服的解答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

库恩注意到,科学家选择问题和解答的偏好并没有一套超越历史的普遍标准,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理论背景下,科学家们的世界观是不同的。库恩用“范式”一词概括了科学家共同体的理论背景、世界观、方法习惯、判断标准等等:“……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和标准,它们通常是彼此缠结,难分难解的。因此当范式变化时,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20]

波普也注意到了历史中的“问题境况”的影响,他甚至主张“历史的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境况。”[21]举例来说,伽利略为何不承认月球影响潮汐的理论呢?波普指出:“伽利略的试探性理论不只是试图说明变化的潮汐,它还试图在一定背景下,并且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说明变化的潮汐。”[22]波普也意识到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比较是困难的,但他认为这种困难是可以也必须被克服的。在“框架的神话”一文中波普批评了库恩为代表的学说,他说道:“框架像语言一样,可能是障碍,但是相异的框架正像一种外国语,并不是绝对的障碍。”[23]

然而对库恩而言,将范式间的对话比作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正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库恩强调的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并不是指它们完全不可以比较。“不可通约”一词原意是指正方形的对角线与其边长的关系,也就是“除不尽”、“没有公约数”的意思,而它们之间的长短显然是可以比较的。用语言间的翻译来比喻不可通约性,关键不在于翻译是否可能或者是否艰难,而是在于强调翻译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一个语言中的兔子可能在另一个语言中是鸭子,一个语言中的一个词的涵义可能在另一个语言中数千字都解释不了。一个语言体系正如一个科学范式那样,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的堆积。在每一个词背后,都会牵扯出世界观、价值观、语言习惯、历史背景等一系列的相关意义来。因此,语言间的翻译不可能有一种机械的、确定的方法,诸如把一些词对应到另一些词。仅仅遵循词汇表和语法规则是不可能做好翻译工作的,更准确的翻译工作必须建立在对另一套语言体系——包括其背后的文化、历史、世界观——整体的了解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说,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翻译或交流并不是基于一个词和一个词、一句话和一句话之间的比较,而是整体与整体之间的交流和转换。对于波普所谓的“理论框架”或库恩所谓的“范式”而言,也是类似,一个理论框架并不是简单地由一条一条的陈述堆积起来的,更不能通过对陈述逐条的修改而完成范式之间的转换。因此范式的革命必将是“整体性”的,而不是“零碎渐进”的。这一点在后文关于“整体”和“革命”的讨论中还将论及。

除了对科学革命的理解,库恩与波普更重要的分歧在于对“常规科学”的理解。在争论中,波普曾对库恩提醒他注意到“常规科学”的存在表示感谢。然而对“常规科学”的理解,双方却是南辕北辙。波普说道:“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是存在的。它是一种非革命性的活动,或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缺乏批判性的专业活动。”[24]波普认为常规科学是保守的、教条的、令人难堪的。而库恩却以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正是在常规科学中,科学才得以与哲学和伪科学相区别。

波普认为科学的主要特征,在库恩看来,则是科学在非常时期的特殊表现,库恩提到:“他(波普)喜欢的例子,结果都是吓人的,具有破坏性的,如拉瓦锡的煅烧实验、1919年的日食考察、新近的愈称守恒实验。这些都是经典性检验,但卡尔爵士用以表明科学活动的特征所在,就会遗漏至关重要之点。这些事例在科学发展中都是罕见的。其发生或者是因为这里早有危机(拉瓦锡实验或李政道和杨振宁实验),或者另有某种理论正与现有研究准则进行竞争(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这些是我所谓的‘非常研究’事业,科学家在这里的确表现出许多卡尔爵士所强调的特点,但这种研究,至少在过去,只是在某一科学专业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间歇地出现。”[25]“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26]正如查尔默斯所言:“波普尔的方法用来描述爱因斯坦发挥其独创性以及对物理学若干基本原理的挑战而作出巨大进展的史诗般图景非常好,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花了两百年在牛顿范式内进行细节性工作,花了一百年在电磁理论内进行细节性工作,才能揭示爱因斯坦得以辨认出并用他的相对论解决的问题。不断批判基本原理是哲学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的特征。”[27]

库恩强调的正是这种在确定的范式下进行细节性工作的“常规科学”。常规科学的主要活动并不是批判和争论,而是解决“疑难”或者说“解谜”的活动。在库恩看来,令证伪主义倍感困扰的事实上从未被视作否证的那些与预测不符的反常经验,恰恰界定出了常规科学的主要任务,库恩说到:“……反常经验并不等于否证经验。我甚至怀疑后者的存在。如我在前面已反复强调过的,没有任何理论能解答在一给定时期它所面临的所有谜题;即使已得到的解答也不常是完美的。恰好相反,正是这种理论与资料间吻合程度的不完备和不完美,才界定出许多表征了常规科学的谜题。如果理论与数据间稍有不合即成为抛弃理论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该被抛弃。”[28]

任何一套理论都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毫无破绽。在科学发展的任何时期,总存在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科学家们破解。比如说:“天王星的运行为何与预测不符?”、“水星的进动现象如何解释?”、“为什么地球上观测到的来自太阳的中微子只有预计的三分之一?”、“球状闪电是如何形成的?”等等。这些谜题一般是科学家们进行常规研究的“课题”。科学家们以现行理论为解决疑难的“游戏规则”,他们当然会提出“假说”,但那些假说一般都并不否定现行的理论,而是试图如何在现行的理论框架内解释现象。他们会提出诸如“球状闪电形成机制猜想”之类的研究论文,并设计实验来检验。然而,他们的猜想通常只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力学、电学、化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很少有人会相信为了解释球状闪电现象竟需要改写哪几条物理学定律。而他们所设计的检验也“通常都不是针对现行理论的”“……这只是检验他自己的猜想。如果经不起检验,应受指责的也只是他个人的能力,不是今天的整个科学体系。总之,常规科学尽管不断受到检验,却属于一种特殊的检验,受检验的毕竟只是个别科学家,不是现行理论。”[29]而如果该猜想通过了检验,意味的恰恰是现行理论的成功而不是其失败,其成果是对现行理论的补充、改进或完善,而不是对其的反驳。

只有在某些严重的不一致迟迟不能得到破解,而且人们对现行的范式可能最终解决这些谜题日益失去耐心和信心的时候,才开始有一些人提出打破现行范式的各种主张,科学便进入了“非常时期”,也就是库恩所说的“危机”时期。此时各种新的范式被提出并互相竞争。导致人们放弃旧范式而选择新范式的动机,并不是旧范式被证伪了或者新范式一定在解题能力上强于旧范式,而是因为人们对旧范式的解谜能力失去了信心,而期待和相信新范式在将来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谜题。这便是科学革命的动机,事实上,这与政治革命时的情形很类似,在后文关于“革命”的部分将会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总之,我们看到,波普的科学观是非常理想化的,而且是“私人化”的,忽视了科学的公共性和整体性,因此与真实的科学活动相距甚远。这与波普的反整体论立场有关,笔者将在稍后讨论整体论的话题,不过在此之前,“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还没有讲完。笔者认为,波普不仅没有完整地把握科学活动的特征,对于科学方法的理解也是非常片面的,例如对“实验”与“技术”的理解。

技术

波普所着意的,他所赞颂的科学家是他所谓的“纯粹科学家”。他把那些只是学会能用的技术而不加批判的科学家称为“应用科学家”。[30]或许正是出于轻视,波普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应用科学”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与“工程”,尤其是后者,耿多地正是所谓的“应用科学”,甚至从历史上说,它们本来根本就不是科学的一部分,而这些区分却完全被波普忽略了。

对于工程和技术之有别于纯科学的特征的忽视在波普的科学哲学中倒关系不大——因为他根本就从不谈论它们,然而当波普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频繁地使用“社会工程学”之类的术语时,这一问题则是至关重要的。

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方法不是对社会发展进行预言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是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试错法。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控制社会整体,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而是逐步、逐个地、温和地治疗社会弊端。”[31]然而,无论是全盘改造还是逐步改进,波普也认识到社会科学的任务是进行某种社会工程。工程的目的是实用的建造,而纯粹科学的目的是知识的探求本身,这一差异是根本性的。

以实用为目的的技术和工程与以检验科学理论而做的实验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实验”往往也被视作技术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是两回事——如果一个工程师在投标时这样说:“我来造这个建筑将是一次实验,目的是试试看我的知识有没有错!”谁敢雇用这样一位工程师呢?即便说纯粹科学家应当真诚地希望自己的理论被证伪,但难道说一位建筑师应该盼望着自己造出的桥梁倒塌吗?

对于实验与工程的混淆使得波普错误地理解了其他关于社会改造的主张,波普说道:“整体主义的实验似乎没有给我们的实验知识作出很多贡献;而且它们可能只是在如下的意义上才被称为‘实验’,即实验一词与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一种行动是同义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词又被用来表示获得知识的一种手段,通过将获得的结果与所期待的结果进行比较。”[32]然而整体主义者恐怕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做实验”,他们不是期盼桥梁倒塌的建筑师。更没有想过要在社会改造过程中获得什么知识。改造工程是对已经坚信为可靠的理论的应用,而不是对它们的检验。

波普还评论说:“空想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这一见解是一致的,即它们都认为只要是按照总体论规模来进行,社会实验(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就可以是有价值的。这个广泛为人所持有的偏见包括一种信仰,即在社会领域里,我们很少能处于进行‘计划中的实验’的结果,我们就只要是求助于历史了。”波普指出,“对于这一观点,我有两点反驳:(a)它忽视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前-科学的以及科学的——来说都是基础性的那些零碎的试验,(b)总体论的实验不大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作出多大贡献;它们可以叫做“实验”,但只是把这个词当作是一个其结果并不确定的行为的同义语那种意义上,而不是在这个词用语指通过比较所取得的结果与预期的结果来获得知识的手段那种意义上。“[33]

对于波普,笔者也要提出两点反驳:首先,既然是反自然主义学说,为何也要认定历史研究必须“做实验”?正如波普在注释中引用的穆勒的观点:“我们显然决没有尝试任何社会实验的能力。我们仅仅能够观察那些由自然所产生的事物。……历史上所记载的种种现象的相续……”[34]——历史学的知识来自于“观察”而不是实验,反自然主义学说主张的是历史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不同,更不用说非得借助实验获取知识了。进一步说,即便是在自然科学中,实验也并非获取知识的唯一方法。科学中的实验方法与近代科学同时兴起,但在近代之前的科学(更不用说前-科学了)里,科学研究有两种更传统的方式:数理演绎与博物学——古希腊的天文学,亚里士多德的博物学,都从不采取实验的方法。特别是直到达尔文,博物学始终是一种以观察而不是实验为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的科学传统。历史学的方法实际上与博物学更为接近,所谓博物学,其西文名称直译过来就是“自然历史”,其原意就是用历史的方法研究自然。波普尔认定“一切理论都是试验”[35],显然是过于简单了。

其次,正如前文所说,波普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从人类的科技史来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基本是互相独立的。工程技术专家不一定需要了解科学(例如中国古代的情况),而科学家不一定要利用工程技术去验证他的理论。即便是在科学与技术联系日益紧密的近代,波普尔也混淆了实验与工程的区别:帮助科学家证实或证伪理论的是科学实验,而不是工程技术。工程是那些已被确认的科学理论的实际利用,在工程技术中被应用的总是那些已被验证为足够可靠的科学理论。科学家从不要求或希望从工程中学习,一座失败的拱桥并不会对理论科学增益什么,能够从其中汲取教训的至多是工程师(他的疏忽大意或知识欠缺等),而不是物理学。而波普尔没有分辨科学与技术的异同,将“社会工程”等同于“社会实验”。或许对于波普尔所倡导的“零碎工程学”而言,实验与工程是一回事,然而对于波普尔所批评的整体论主张,也将其社会工程与社会实验相等同就是错误的。整体论者的“社会蓝图”、“社会规划”等,不能看作是“实验”。关于“整体论”,笔者还会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这里顺便提到,即便是在所谓的纯粹科学之中,实验的意义也并非总是至高无上的。波普经常提到爱因斯坦对他的影响,但他却并未提及爱因斯坦更为有名的一句话:传说当爱因斯坦关于光线弯曲的预言被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确认时,有人问爱因斯坦,假如他的预言被证明是错的他会怎么想,爱因斯坦答道:“我会为亲爱的上帝觉得难过,毕竟我的理论是正确的。”——爱因斯坦始终并不在意实验的检验,而更关注的是理论本身的优美与和谐,这种“唯理论”甚至“先验论”的倾向在狄拉克、费曼等等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

回到主题:实验方法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呢?波普说到:“历史主义者争辩说,实验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我们不能在社会领域里任意重新制造精确相似的实验条件。……然而,我要说历史主义者的论点是建立在一种对物理学实验方法的全然误解之上的。……每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都知道,非常之不同的事物可以在看来是极为相似的条件之下出现。两根电线乍看起来几乎恰好一样,然而如果在一件电学仪器中把一根换成另一根,结果就可能差别很大。……为了要找出哪一类的相似性是相关的,什么程度的相似性是充分的,可能需要长期理论的和实验的研究。……”[36]在这里波普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电学实验中可以把一根换成另一根,但还可以再换回来,可以反复地调试,可以在控制其它的变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调试,这些调试正如波普所言是需要长期的研究的。但在历史学和大多数社会科学那里,事情的发展是单向不可逆转的,在微观经济学中或许可以做一些实验,但在宏观经济学中就很难了——一旦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经济崩溃,如果外交策略失误导致战争爆发,难道我们可以像电学实验那样,说“出错了!快把原来那根导线换回来!”吗?

当然,波普可能会说,正是因为这样,才必须反对整体主义者的社会实验(波普自以为整体主义也搞实验),于是波普主张零碎的社会工程,即进行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失败了也无关痛痒的实验,而不进行整体的、全面的实验。但问题是,这种还原论的策略是否可能,是否管用呢?

整体

按照波普的语气,我们可以说:波普对于整体论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对整体论科学的全然误解之上的。不过这些误解不能怪罪波普,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论思潮直到20世纪后半叶,更准确地说是直到70年代才兴起的。但我们现在当然可以回过头去考察波普的偏颇之处了。

首先,波普认定“整体”作为科学研究的经验对象而言是不合格的,他说到:“第一种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整体如集团、民族、阶级、社会、文明世界等等的行为。这些社会整体被认为是经验对象,社会科学用生物学研究动植物的方式来研究它们。”“这种观点很幼稚,必须加以驳斥,它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些所谓的社会整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流行社会理论的公设;虽然大家公认像这里集合的人群这种经验对象是存在的,但是说像‘中产阶级’这样的名称代表这种经验团体则完全是错误的。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观念对象,其存在取决于理论的假设。”[37]

然而,整体论所主张的正是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对待整体也不能被简单地按照对待个体的方式研究。说整体论将整体看作是一个一般的“物理实体”,或一般的“经验对象”,是波普对整体论所做的简单化。整体论将整体当作研究对象,但绝不是像动物或植物个体那样的对象。就以生物学为例,生物学中的整体论主张需要特别地考察诸如“种群”、“群落”、“生态圈”这些对象,而这些对象的存在同样取决于理论的假设,但它们仍然是可以并值得研究的。

其次,波普认为对整体所做的实验不但后果重大,而且我们很难于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既然一次做了那么多,就不可能说哪一种特殊的方法对这些结果中的任何一种负责;……这种实验无助于我们把特殊的结果归功于特殊的方法;我们能够做的一切就是才;而且不论意味着什么,它肯定是难于进行估价的。”[38]波普宣称:“零星工程的蓝图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它们是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例如关于健康和失业保险,或是关于教育改革的蓝图。如果它们出了错,损害不会很大,而重新调整并不非常困难。”[39]

然而,一方面,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整体主义并不非得拿整体来做实验,而是可以通过“观察”获取知识,而通过应用性的工程来改造整体。另一方面,波普所主张的零碎的实验真的可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整个社会的全面的了解吗?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

首先,从零碎的实验中获得确定结论恐怕比从整体改革中获得结论更难。例如我们仅就失业保险的政策进行一些调整,一段时间后发现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民众满意度都有所上升,那是否说明这项政策是成功的呢?但是,导致经济状况提升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许是这一年气候特别好,或国际环境较佳,或者是30年前的生育政策影响了现在的就业情况等等。而且即便什么政策都不调整,经济等各种社会状况都会时常波动起伏,我们又凭什么断定经济的略微好转是关于失业保险的略微调整所导致的呢?我们也可以说:“既然一次做了那么少,就不可能把其结果从其它各种干扰因素中分辨出来。”我们至少还可以把“整体的结果”归功于整体的实验,但我们却几乎不能把任何东西归功于一次零碎的实验!

其次,整体论指出:关于部分的逐个的试探很难揭示整体的行为趋向。或许一位家庭主妇就能够理解这一点,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试探使炸鸡翅更美味的方案……

炸一个鸡翅,粗略地说,需要控制用油量的多少、火力的强弱、时间的长短等等因素。假设现行的方案是:用较少的油,用较弱的火,炸较长的时间。结果么,勉强可以(至少是熟的)。

先按照波普的思路,不要全面变革,逐个因素地试探:先保持其它不变,尝试着增加一些油,结果发现这样不仅是浪费,更降低了油温,炸得半生不熟的,失败;然后保持原来的油量和时间不变,尝试着用猛火,结果发现几乎把油炸干了,当然也是失败;最后保持油与火,减少时间,无疑,根本没炸熟,失败!最后结论是:增加油量、加大火力或减少时间都是不合适的!

但整体论的思路提示原始方案需要全盘改变——用更多的油、更猛的火,时间则不要那么长,这样才能炸出金黄诱人的鸡翅来——而这一套最佳的方案是永远也不可能由零碎的试探发现的!

并不是说对部分的研究不能揭示出整体的某些特征,还原论毕竟仍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方法。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相对物理学而言)较边缘的科学,如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那里,整体论的方法不仅是有效的,更是必需的。

波普对整体论的拒绝与其对“革命”的厌恶是相联系的,笔者将在下一部分结合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分析波普的革命观。

革命

波普的科学进步观号称“不断革命论”,但实质与其历史哲学主张一样,是“不断改良论”,笔者将指出,波普对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反对与他对政治革命的反对是相似的。

关于科学进步,波普这样论述:“首先,一种新理论要成为一个新发现或前进一步,就应该与原有理论相抵触——也就是说,它至少应当导致一些抵触的结果。但是,从逻辑观点看,这意味着它应当反驳原有理论;应当推翻原有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中的进步——至少是显著的进步——总是革命性的。”“我的第二个论点是,科学中的进步尽管是革命性的而非累积性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总是保守的;一种新理论无论多么具有革命性,也总是必须能够充分解释它的原有理论的成功,在所有原有理论取得成功的地方,它必须得出至少和它的原有理论一样良好的结果。如果可能,得出更好的结果。”[40]

前文已提到过,波普所理解的科学理论只是一组断言的集合。正如查尔默斯所说,“对波普尔来说,一个理论被另一个代替只不过是一组断言被一组不同的断言代替,而从库恩的观点来看,科学革命不止于此。一场革命不仅包括普遍定律的变化,而且也包括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以及用来评价理论标准的变化。”[41]

库恩指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作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这些改变,连同几乎总是伴随这些改变而产生的争论一起,都是科学革命的决定性特征。”[42]

也就是说,库恩所指的革命并不是一些断言对另一些的替换,即使把所有的断言全部更新也不算革命的真正本质。革命的关键在于其对“何谓合理”的标准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的改变,简单地说,就是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改变。

库恩与波普科学观的分歧在前文早有提及,由于本文关注的是波普的历史哲学,关于科学革命的一些较技术性的争论就暂不展开了,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库恩对政治革命的看法: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第九章“科学革命的本质与必然性”中,库恩以政治革命作比来说明科学革命的必然性,我们不妨反过来看:为何政治革命如科学革命那样不可避免?

库恩说道:“政治革命通常是由于政治共同体中某一些人逐渐感到现存制度已无法有效应付当时环境中的问题而引发的,这些制度也构成当时环境的一部分。同样,科学革命也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的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的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在政治发展和科学发展中,那种能导致危机的机能失灵的感觉都是造成革命的先决条件。”[43]“……两者间的类似还有另一个意义更为深刻的方面……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政治制度。因此革命的成功必然要部分废除一套制度而代之以另一套制度,而在过渡阶段,社会则根本不是完全的制度统治的。起初只是危机削弱着政治制度的功能,正如科学危机动摇了范式的支配地位一样。日益增多的个人开始梳理政治生活并逐渐偏离常规。随着危机深化,其中许多人就会献身于具体的改革行动,以期变换制度,重建社会。这时,社会不免分化为互相竞争的阵营或党派,有的主张维持旧制度,更多的则寻求建立新制度。而一旦这种极化现象出现,政治解决危机的方案则必然失败。因为各党派对于政治变革据以实现和得以评价的制度模型意见不同,也因为他们不承认有超越制度框架的标准可用以裁决各自的分歧,故而各党派在关于革命的冲突中最终只能诉诸唤起民众的技巧,经常还包括使用武力。虽然革命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恰好是因为革命并不仅仅是一政治的、只与制度有关的事件。”[44]“正如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间做出的选择一样,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就等于在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间做选择。正因为这样,范式的选择并不是也不能凭借常规科学所特有的评估程序,因为这些评估程序都部分依据某一特定范式。而正是这一特定范式出了毛病、面临争论,才有其他范式试图取而代之,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45]

请原谅以上对库恩过长的引用,因为这里库恩对政治革命的解释实在值得细细玩味。库恩的政治革命观点显然正是波普所反感的!到了这里,库恩与波普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分歧也就直接地与波普的历史哲学取得了联系。

注意到库恩所强调的关键:“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归根结底,“革命并不仅仅是一政治的、只与制度有关的事件”。而波普恰恰没有看到革命的复杂性,忽视了革命不仅是为了寻求新的制度,更是寻求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差别不仅是具体政策条款的不同,更包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分歧。

在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比较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怎样的政策能使社会更好”,而是“什么才是更好的?”波普的理想是不错的,他说“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46]但这种理想也是极其天真的。不知道善的方向,又怎么知道什么是恶呢?在资本主义看来财富的增殖是善的,而极权是恶的,但在古代中国看来皇权的稳固是善的,而追逐金钱是恶的;在技术理性主义看来征服和利用自然是伟大的,而在生态主义看来这却是极大的恶;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就是生存方式,而在罗马人看来战争乃是自由的技艺……无论如何实验、如何罗列证据,我们都难以向一个坚持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人证明这个物欲横流、礼坏乐崩的现代社会如何竟比西周时期更为优越,这正是政治革命中“范式转换”的意义。

那么,革命者是些怎样的人呢?首先,或许可以将他们比作工程师,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是科学家,革命者绝不指望以革命为实验检验什么东西,而是希望将自己已然坚信的东西付诸现实。他们也并不期待革命能够立刻带来可观的改进,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前景。事实上,一套更优越的理论的好处很少是在革命之后立刻就能显露出来的,例如上文提到过哥白尼的新体系在一开始并不比托勒密更精确,而一直要到这些新理论在“常规阶段”经过相对稳定的发展后,其的优越性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而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即便不说整体性的变革,那些局部的调节的好处也经常是需要漫长的等待才可能显露出来的,例如生态保护、计划生育等等,决不能因为加强了生态保护而使得第二年经济有所下滑而否决这项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是基于对遥远未来前景的考虑。

库恩也提到了革命者选择新范式的理由:“究竟哪一个范式将在未来指导研究,这种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是现有的竞争者还不敢夸口完全解决的。在这些不同的从事科学的方式中必须做出选择,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选择必然是要取决于未来的前景,而不是过去的成就。那些在新范式的早期阶段就支持它的人,通常并不顾忌其解题记录。他们必须对新范式有信心、相信它将会成功地解决它所面临的许多大问题,他们只知道其中的一些老范式已无法解决。做出这种选择,只能基于信念。”[47]

当然,决不是要反对政策的局部调整,相反,库恩对进行局部修正工作的“常规时期”极为重视。常规时期的任务是对整个制度在细节和局部上的逐步完善,而在这一时期中我们需要保持范式的稳定,不能让一些细节上的成败轻易地影响对于基本范式的信念。如果欠缺耐心,动不动就否决基本的方针和理念,反而要陷入混乱或迷茫了。

常规时期在历史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它既孕育革命,也是革命的实现,如果没有常规时期,革命既无可能,更无意义。于是,我们将讨论波普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

波普所谈论的“历史”这一概念更是极其狭隘的,当谈到历史没有意义这一主张时,波普认为:“当人们说人类的历史时……,他们的意思以及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48]在波普看来,所谓的“历史”就是“政治权力史”。于是,波普的历史哲学就同时成了政治哲学了。这种狭隘的理解倒也不能怪罪波普,在撰写历史时过分偏重政治和权力确实是许多历史学家的习惯,这也是现代兴起的许多历史哲学派别都有所反省的。无论如何,人类的历史是不能仅仅看作政治权力史的,这一视角无疑是局限的。

一部政治权力的历史,也就是为统治者和掌握权力者书写的历史,这是传统的历史记叙的视角,简单地说,就是只关注英雄与伟人的视角。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视角是非常片面的。持着这一视角,固然可以看到一部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却忽略了历史中更重要的许多部分,忽略了政治变革背后社会背景与物质基础,备受波普攻击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见正在于此。

这一种历史视角的局限在波普对科学史的理解中也是同样的,波普指责道:“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家,如果有的话,载入科学史的也是相当地少。”[49]他的意思是科学史证明了常规科学是不重要的,而在库恩以及更晚的科学史家们看来,这一点正是说明传统的科学史视角之局限性——只把科学当作一位又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事迹,而忽略了科学更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忽略了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而库恩以至受库恩影响的SSK的创见正是强调了这些被长期忽视的要素。

历史观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历史的意义的理解。笔者同意波普关于“历史本身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50]的主张,历史的目的与意义是人们赋予的[51]。笔者也同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规律”,而只有“趋向”。但波普认为科学不能研究“趋向”,这却是值得怀疑的。

波普谈道:“但是有人会说,存在着社会变化的趋势或倾向几乎是不可怀疑的:每一位统计学家都能够计算出这种趋向。难道这些趋向与牛顿的惯性定律是不可比较的吗?答案是:趋向是存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趋向的假设常常是一种有用的统计方式。但是趋向不是规律。断定存在一种趋向的陈述是存在判断,而不是全称判断。而且断言某种时空中存在着一种趋向的陈述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陈述,不是一个普遍规律。……在我们可以把科学预测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把(如同每一位统计学家都知道的那样)它们只是建立在趋向的存在上。一种已经持续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趋向(我们可以再一次以人口的增长为例),也许在10年内就发生变化,甚至会比那变化得更迅速。”[52]

于是,按波普的意思说,统计学就不是科学了?研究统计学就没有意义了?波普也承认趋向的假设是“有用的”统计方式,但并不是科学,那么,既然有用的统计学可以不是科学,为什么要求历史学却必须是科学呢?

另外,规律与趋向的区别真的如此分明吗?一方面,即便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预测也可能是不可靠的,例如人们最初基于导体电阻与温度关系的规律可以预测某导体的电阻将会随着温度的降低沿某一平滑的曲线下降,然而后来人们才发现某些导体的电阻在某一极低的温度之下将会突然变为零,这就是超导体的发现,这一新发现对原先的规律进行了修正,但并不该因为现有规律总可能被意外地修正而禁止基于规律进行的预测了。另一方面,即便说人口的变化或许会突然地发生预料之外的剧烈变化,也不该否认将预测建立在趋向的基础上的合理性。事实上,我们经常要依赖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预测来制定更好的社会规划,而这些明显有效的社会规划在波普尔看来是不科学的,但即便他们不科学,也是有效和必要的吧?或许波普作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确实拒绝任何形式的宏观调控,但历史证明了那种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到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完全放弃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使经济健康发展,即便说这种基于“趋向”的调控不是科学,但不得不承认那是必需的。

最后,历史本身没有意义,那么人们应如何赋予历史以意义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意义是什么?在波普看来,历史学仍是要研究规律,在他眼中似乎只有研究规律的科学才有意义,但这样一来博物学、统计学、文学、艺术等等事业也都没有意义了。显然,一门学科并不必须研究规律才是有意义的。波普推崇“纯粹的科学家”,但事实上“纯粹科学”的最重要的含意是其“超功利性”。就“纯粹的”历史学而言,它只是为学术而学术,正如博物学那样,观察自然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渴望对她了解更多,那些最“纯粹”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往往也是以这样一种心态投入探索事业的。至于人们能够从那些纯粹的研究获得怎样的启示,与研究的本性无关。这一更为重要的科学精神却被波普否认了。

参考书目

[英]卡尔·波普尔:

《开放的思想和社会》,[英]戴维·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客观知识》,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书明万丹:《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其它

第165页
论及科学活动的“目的”,也许听起来有些天真;因为很显然,不同的科学家拥有不同的目的,而科学本身(不管在何种意义上)则没有目的。我完全承认这个观点。然而当我们谈到科学时,似乎的确会或多或少清楚地感动:科学活动存在着某种特征;而且既然科学活动非常像是一种理性活动,而理性活动又一定拥有某种目的,那么试图描述科学的目的也就可能不是完全无益的。
我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所有那些给我们深刻印象而又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人类的历史活动又有没有“目的”呢?[53]

第257页 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真正严格的检验几乎是没有进行过,与物理化学中的其他可以比较的理论的检验相比,要更加困难。[54]

第258页
过去,我一直试图解释自然选择理论怎么能够是不可检验的(如同是一种同意反复),然而却拥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我的解答是:自然选择学说是一个最成功的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它在许多方面都引发了详细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对这些问题可以期待着一种可接受的解答。…………然而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可检验性和逻辑地位问题,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55]

第259页
自然选择理论以它最勇敢和最彻底的形式断言:全部有机体,特别是所有那些高级复杂的器官,其存在也许可以解释为设计的证据,此外还有动物行为的所有形式,其进化的实现,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都是偶然的遗传变异的结果;在这些变异中,无用的变异被淘汰,以致只有有用的变异被保留。如果用这样一种彻底的方式来表述,那么这种理论就不仅是可以反驳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驳倒。因为不是所有的器官都视为一种有用的目的而设计的:正像达尔文本人曾指出的,存在一些类似孔雀尾巴这样的器官,以及类似孔雀开屏这样的行为表演,不能用它们的有用性来解释……[56]

第260页
自然选择理论……它远非同意反复。在这种情况下,这不仅是可检验的,而且严格地说,它本来就不是普遍地真实。与许多生物学理论一样,它似乎也有例外;考虑到自然选择借以操作的随机变异的特征,这种例外的发生并不令人惊奇。因此不是所有的进化现象都只可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不过在每一种特殊场合,要想证明自然选择对一种特殊器官或一种行为表现的进化可能负有多大的责任,自然选择理论却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研究纲领。[57]

第325页
这些历史主义者的思考可被应用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因此经济学不可能给予我们任何有关社会改革的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门伪经济学能够为理性的经济学计划寻求提供一种背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大概轮廓,但是不能够帮助我们发展或操作任何新时期制定的任何详细的计划。为其他社会科学所拥有的东西也一定为经济学所拥有,它的最终目标可能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马克思)[58]

第428页   p337  
我在有些地方同情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之一是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是紧迫的,哲学家应当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当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应当促进它的改变,我非常赞同这种态度…………但是哲学家们——不只作为人,不只作为公民,而是作为哲学家——能够作出何种贡献呢?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问题太紧迫了,不允许作进一步的沉思,我们应当立即作出抉择。但是,如果作为哲学家,我们能够作出某种贡献,那么,无疑我们必须拒绝盲目地匆匆接受现成的答案,而不论时间是多么紧迫;作为哲学家,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对由各种党派提供的各种解决方案加以理性的批判。更具体地讲,我认为,作为哲学家,我至多只能用方法批判的武器来探讨这些问题。这就是我打算做的。[59]

第40页
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刚出现的时候,科学家可以根据精确性而坚持托勒密的地心说,也可以根据简单性接受日心说。这种接受与否的判断不是算法上的,而是意识形态上的。[60]

波普晚年在一次访谈中对马克思的批评或许更适合用在他自己身上,他说道:“我以前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不是在找朋友。举个例子来说,你跟我应该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难题。但是马克思却希望找出必须清除的敌人,结果找上了资本主义。”[61]这段对马克思的评价似乎更适合针对波普尔自己:波普尔一直在找敌人,他找上了历史主义。

第133页   p147  
但是尽管否证确实发生,它并不随着、也不单纯因为反常的突现或否证的实例而发生。毋宁说它是一个随后而来的分离的过程,这过程也同样可称为证实,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新范式对旧范式的胜利中。[62]

第116页
阿里斯塔克斯和哥白尼两人都没有设计一个可行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他们没有暗示那传统的的外观有任何错误:他们让那些已被接受的外观简单地顺其自然;他们只是重新地揭示了它们。他们不会担心因预测新的可观察的外观而招惹麻烦。…………阿里斯塔克斯和哥白尼的理论,用我的话来说,都可以被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另一方面,哥白尼也作了许多不重要的预言,根据我的术语,他的理论又是科学的。不过,即使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它也远非是无意义的;而且就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大胆的宇宙观而言,他对新科学的问世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63]

第157页   p122   现在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所谓自由实际上只是从一种传统转变到另一种传统。[64]

第241页   p188  
所以,在历史上,开普勒定律不是观察的结果。实际情况是,开普勒试图用他原先的圆形轨道假说来诠释第谷的观察材料,这种努力无效。这些观察资料反驳了这个假设,于是他再尝试下一个最佳解决——卵形的、椭圆形的假说。观察资料还是没有证明这个椭圆假说是正确的,但它们现在能够用这个假说解释了:它们能够和这个假说相一致了。////——并没有反驳。[65]

第75页   p81   这次危机(水星运动)在广义相对论的产生中没有起任何作用。[66]

第309页   p241   我们要求新理论应当可以独立地受到检验。[67]

第262~263页   p267  
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实际的科学生活的事实才是合法材料,因而我们都常常转到历史中去找材料。从这个共有的材料库中,我们得出许多共同的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累加尔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在面对逻辑、实验、观察的挑战时偶尔的失败所起的作用。最后,卡尔爵士和我还一起反对经典实证主义的一些最特征性的命题。例如,我们都强调科学观察难免同科学理论相互纠结,因而都对创造什么中性观察语言的努力表示怀疑,都坚信科学家完全可以指望发明理论以说明观察现象,而用的也是实在客体的语言。不管实在客体是指什么。[68]

第264页   p269  
我们常常说的是一件事,我们的意图却时常完全不同。线条一样,线条构成的图形并不一样。正因如此,我才把我们之间不一致的原因叫做格式塔转换,而不叫分歧;[69]

第265页   p270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一章的开场白:“一个科学家,不管是理论家还是实验家,总是逐步提出陈述或陈述系统,然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检验。特别是在经验科学中,他构造假说或理论系统,并通过观察和实验,用经验检验它们。”这实在是陈词滥调,用起来就有三个问题:它模棱两可,未能指明什么样的“陈述”或“理论”要受到检验,当然这种歧异性也可以参照卡尔爵士的其他文章加以排除,但这样的概括从历史上看也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又有其重要性,要是说得毫不含糊反而恰恰会遗漏科学实践的主要特征,也即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创造性活动的特征。[70]

第59页 (零碎工程师的研究途径)试图通过可以不断改进的小调整和再调整达到目的。[71]

第333页
……我相信“逐步的修补”与批判的分析相结合,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实践结果的主要方式。社会科学通过对社会改造提出批评,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尝试性地发现一些特殊的经济行为或实践行为是否同样会产生一种期待的或渴望的结果,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72]

c

第336页
我的头脑里就存在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相类似的社会学的规律或假说。……一些例子:你不能够引进农业关税,同时又减少生活消费。——在工业社会中,你不能够阻止消费者的压力群体如同你能够阻止某种生产者的压力群体一样有效。——如果没有引起一些反响,你就不可能引起一种政治改革,这种反响从最终目标的观点上看,往往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引起一种反应,你就不可能发动革命。[73]

第143页
既然改良资本主义的“渐进社会工程”处在不断的修改、调整和证伪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苛求马克思主义,要求它一劳永逸地预见未来的发展,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修改自身呢?波普尔的批判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的僵化思想是有效的,但对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未必适用了。[74]

第143页
奥赫尔(A.O’Hear)在其评论波普尔哲学的书中说:“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新的假说来化解对某些马克思预言的证伪,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非科学,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即使这些预言不很精确,但这些补救性的假说自身,难道不能说是对第三世界运动和工业社会里异化团体的愤懑,所作的新的、合理而又成功地预言吗?”[75]

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家,如果有的话,载入科学史的也是相当地少。[76]

第406页 历史没有意义。…………当人们说人类的历史时……,他们的意思以及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77]

第417页 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78]

第417页 历史本身——当然,我指的是权力政治学的历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79]

《猜想与反驳》第277~278,p216-217  
可不要误以为我相信历史进步规律。其实我倒是多方抨击过进步规律的信念,我坚信及时科学也决不服从于这种规律的什么作用。科学史也像人类的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科学却是这样一种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人类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并且还往往可以及时改正。正因如此,只有对于科学才可以说我们经常从错误中学习,才可以清楚明白地说到进步。而大多数其他人类活动领域虽然有变化,却很少有进步;……)////——这里波普尔的解说是勉强的,为什么科学有进步,而受到知识增长的影响的人类历史却没有进步?这里说“只有在科学中我们才能够经常地从错误中学习”,但波普在另一些场合说: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的任何动物都会从错误中学习。既然人类与任何动物一样,必须以试错作为生存方式,而人类又拥有“历史”这种可将前人从错误中学习到的经验积累下去,那么人类的历史就理应是进步的吧?

第284页 我们要做的是:了解诸如目的、思考、计划、决定、理论、意图以及价值等一类非物理的东西怎么能够对导致物理世界中的物理变化起作用。…………第285页
单纯的物理非决定论是不足够的。说真的,我们不得不是非决定论者,但是我们也必须试图了解人类,也许还有动物,怎么能够受到诸如目标、目的、规则或协议等一类的东西的“影响”或“控制”。[80]

常规时期在历史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它既孕育革命,也是革命的实现,如果没有常规时期,革命既无可能,更无意义。于是,我们将讨论波普对历史的理解。

什么是历史?

波普所谈论的“历史”这一概念更是极其狭隘的,当谈到历史没有意义这一主张时,波普认为:“当人们说人类的历史时……,他们的意思以及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81]在波普看来,所谓的“历史”就是“政治权力史”。于是,波普的历史哲学就同时成了政治哲学了。这种狭隘的理解倒也不能怪罪波普,在撰写历史时过分偏重政治和权力确实是许多历史学家的习惯,这也是现代兴起的许多历史哲学派别都有所反省的。无论如何,人类的历史是不能仅仅看作政治权力史的,这一视角无疑是局限的。

一部政治权力的历史,也就是为统治者和掌握权力者书写的历史,这是传统的历史记叙的视角,简单地说,就是只关注英雄与伟人的视角。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视角是非常片面的。持着这一视角,固然可以看到一部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却忽略了历史中更重要的许多部分,忽略了政治变革背后社会背景与物质基础。

这一种历史视角的局限在波普对科学史的理解中也是同样的,波普指责道:“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家,如果有的话,载入科学史的也是相当地少。”[82]他的意思是科学史证明了常规科学是不重要的,而在库恩以及更晚的科学史家们看来,这一点正是说明传统的科学史视角之局限性——只把科学当作一位又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事迹,而忽略了科学更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

而备受波普攻击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见正在于此,


[①]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②]王书明万丹:《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③]同上,第22页

[④]“历史主义(1936)”,见[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7页

[⑤]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29页(p338)

[⑥]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37~138页

[⑦]参考“划界问题(1974)”,见[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⑧]划界问题(1974)[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⑨]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⑩]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1]参考[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4~75页(p81)

[12]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13]同上,第156页

[14]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15页(p246)

[15] [英]卡尔•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16]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p281-282)

[17]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8]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8页(p274)

[19]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p222)

[20]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p109)

[21]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22]同上,第197页

[23] [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24]波普:“常规科学及其危险”,见《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25]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p271)

[26]同上,第267页(p273)

[27]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83~184页

[28]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p146)

[29]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p270-271)

[30]见波普:“常规科学及其危险”,见《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31]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32]逐步的社会工程(1944)[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3页

[33]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5~76页

[34]同上,第75~76页

[35]同上,第78页

[36]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37]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p341)

[38]逐步的社会工程(1944)
[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6页

[39]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4页

[40] [英]卡尔•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第176页

[41]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42]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p6)

[43]同上,第85页(p92)

[44]同上,第86页(p93)

[45]同上,第86页(p94)

[46]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

[47]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p157-158)

[48]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06页

[49]波普:“常规科学及其危险”,见《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50]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51]同上

[52]历史主义(1936)[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

[53]科学的目的(1957)[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4]自然选择及其科学地位(1977)[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5]自然选择及其科学地位(1977)[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6]自然选择及其科学地位(1977)[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7]自然选择及其科学地位(1977)
[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8]历史主义(1936)
[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9]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60]王书明万丹:《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1]
[英]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62]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3]划界问题(1974),[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64]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65]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66]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7]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68]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

[69]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

[70]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

[71]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2]逐步的社会工程(1944)[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73]逐步的社会工程(1944)[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6页

[74]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75]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76]波普:“常规科学及其危险”,见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77]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78]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79]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0]自然选择及其科学地位(1977)[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81]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06页

[82]波普:“常规科学及其危险”,见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7 条评论

  1. 1.对那个“观察渗透理论”不甚理解。
    2.”按波普的意思说,统计学就不是科学了?研究统计学就没有意义了?”
    波普特别申明了可证伪性意在划界,和有无价值无关.

    • @ia:

      观察渗透理论那段,就是说如果有个待证伪的理论T,它如果正确则必须是“非O”,但现在观察到了O,那么T就被证伪了。但是问题是,所谓“观察到O”这个观察活动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观察,它是渗透有许多理论的,比如相应的实验装置为何可靠的理论,读取实验结果所基于的理论,当然还有许多其它条件,比如实验员没有出错等等。也就是说,“观察到O”这件事情本身是可错的。“观察到O”的推论是有可能T错了,但也有可能是渗透在观察过程中的某个已知或未知的环节出了错。

      至于说“研究统计学就没有意义了?”,这个我的表述是有点过。但我只是一个反问。我随后就说波普也承认研究趋向是“有用的”,我接着说,既然波普可以认定非科学的统计学是有用的(有意义的),或者像你所说的那样,划界问题和价值问题无关,那么历史学就算不被划为科学,那也仍然可以是很有意义的不是吗?问题是波普字里行间充斥着对非科学的历史学的贬低之意,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非得要把历史学划入科学呢?

  2. 的确觉得他态度不太对劲,一边说划界和价值无关啊,一边又透露出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实现增长,其他的没前途呀这种意思。

  3. 关于“观察渗透理论”,其实是想具体说说(最好全部列举)如何渗透,比如理论词语,实验方法,观察对象、目的等等。
    (在百度上看到的那个太“马原”了。)
    在《科学究竟是什么》里举了这么个例子“在欧几里德圆上,所有点与圆心等距”他说,这是不可证伪的,因为“所有点与圆心等距”已经包含在‘欧几里德圆“的定义之中了。作者是想说数学里用的理论术语和经验到的事实无关吧。
    那么,”紫外线的波长在0.39微米~0.04微米左右”可不可证伪呢?如果我们不改变对“紫外线“,”微米“和”波长“的定义,这和数学中的那个例子不都只是约定而已么

    • @ia: 例子到处都是,任何一种所谓的判决性证据都可以举出来。比如最近的中微子超光速实验。比如经常被科学哲学家举的,天王星轨道误差问题(结果不是证伪了引力定律,而是发现了海王星)。关键在于,理论的渗透往往是隐含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全部列举”究竟哪些理论渗透在观察之中,否则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排除问题了。例如中微子超光速的观察,虽然结果有可能是证伪了相对论,但更有可能是实验中的某一个小的环节出了问题。但这个实验究竟涉及到哪些可能出错的环节呢?在发现疏漏之前我们是列举不全的。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可能的方面,比如你说的理论词语、实验方法、对象的选择、噪音的排除、结果的读取等等环节。。

  4. “逻辑上”可证伪是什么意思?
    说“人皆会死”这命题,我们说“死”是脑死亡好吧,如果我设定一个条件,满足保证某个人不会死呢,比如冷冻起来,或是换器官之类?

    • 我原文是说,有不死的癌细胞这一作为证伪判据的命题,本身既不是可证实的,也在逻辑上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它的逻辑上的否命题是癌细胞都会死,而这个命题是无法证实的,因为这就是最初的那个无法用演绎逻辑解决的归纳问题,:你观察了一万只白天鹅也不能确定天鹅都是白的,你观察了一百万只癌细胞会死也不能演绎出癌细胞都会死的结论(而你观察一只癌细胞一百万分钟,也不证明有一只不死的癌细胞),所以在波普那里归纳问题该怎样还是怎样,证伪主义没有解决任何证实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