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

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几乎同时地发生和开展——人们早就发现了这一明显的事实,并试图猜测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弗兰西斯·培根开始,许多人倾向于把对科学的礼赞作为论证新教优越性的一部分。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之间显然存在某种关联,但这种关联究竟如何发生?又是在多大程度上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有关?本文将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最初步的考察。

一种最保守的结论是:新教就阻碍性更小这一方面比天主教更利于科学发展。这一点确是事实。但是,这方面的意义也不可被夸大。新教对于异端的容忍力并不见得比天主教高出多少。天主教烧死了布鲁诺,但加尔文也烧死了发现血液的肺循环的天文学家与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当然,无论是布鲁诺还是塞尔维特,他们被处死都不是因为它们坚持的科学,而是他们的反三位一体的神秘主义或唯一神论等宗教异端。

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对于科学教育及科学传播的贡献更多于新教,天主教的耶稣会尽管树敌很多,但其教育机构即便是新教徒也要为之钦佩,一些新教徒教育改革者也承认知识水准受到耶稣会学校“极大促进和加强”。弗兰西斯·培根更是感叹:“要是这些学校是我们的,那该多好!”同时,耶稣会在向全球传播信仰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传播,中国最早对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的接触也正是缘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

另一种视角是考察当时新教与天主教对于新兴科学学说的态度,但这一视角似乎收获有限。尽管哥白尼理论在新教学校的讲授要比向天主徒讲授早很多,这并不证明新教徒更容易接受哥白尼理论。路德与加尔文都曾公开对日心说报以鄙夷,而最先对日心说提出强烈抗议的也是新教徒,而天主教最终裁定哥白尼为异端也有很多程度上是迫于新教徒的压力。事实上,影响人们对某一科学学说的接受程度的因素是复杂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新教与天主教有什么基本旨趣的差别,天主教徒哥白尼的体系或许更多地受到新教徒的欢迎,而新教徒第谷的体系又更多地被耶稣会士的学者接纳;天文学革命或者更快地被新教接受,而随后的原子论的兴起却似乎是天主教更占前列,而至今对于生物进化论抵触最强的却是美国的新教势力,总之,很难就对科学学说的接纳方面来判断谁更宽容或谁更开放。

考察革命时期那些重要的科学家们的宗教背景似乎也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哥白尼和伽利略是天主教徒,而第谷与开普勒是新教徒。尽管到了科学革命后期,新教的科学家明显占了优势,但也并不足以证明新教的优越性。退一步讲,即使说新教确实在实际上推动了科技发展,也不足以成为歌颂新教的文化价值的证据,例如我们说八国联军侵华在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决不会因此去赞美八国联军。

以上的视角都是从各种外在的表现(如考察新教和天主教对于科学的容忍、接受或推动的程度)着手,我们发现这些视角都不足以区分出两者的优劣。或许考察新教改革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先从教义教理方面考察新教带来了哪些新变化,随后探讨这些新变化是否对科学更有利。

新教在神学上的革新体现在其对以下几个问题的崭新回答上:“如何得救?”——不凭善功,惟凭信心;“权威何在?”——不在教会,惟独圣经;“何为教会?”——人人皆祭司;“生活为何?”——在一切有用的职业中侍奉神,并无圣俗之别。

人们发现这四条主张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有所促进。首先,新教使得“增强信心”成为宗教修行的核心,而因为人们认为“自然之书”是上帝的完美作品,所以探索自然便是更深入地体验自然的完美,从而加深对上帝伟力的崇敬,于是科学探索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其次,剥夺了教会的权威和人人皆祭司的观念意味着新教更强调个人的理解,使学者的自主思考和自由评论更为充分了。最后,所谓的新教伦理使得世俗工作更受重视,而科学活动——尤其是实用性的科学成就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这些确实都是新教改革对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但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仍旧不能过分夸大这些积极意义。事实上,以上的每一条影响都有其两面性。首先,关于探索自然的神圣性,固然激发了包括牛顿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的探索热情,但同时也激励了所谓的“自然神学”,也就是试图用科学来解释信仰,来论证上帝,而这种方法对于科学和神学都是一种束缚——因为神学的教义总是跟不上日新月异的科学进展,无论让神学去迎合科学还是要科学去迎合神学都是难以成功的;其次,剥夺了教会的权威确实赋予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惟独圣经的教条也将带来趋向保守的危险,尽管路德和加尔文都并不主张对圣经的字面理解,但后来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拘泥于圣经的字面来进行辩论也是事实,新教徒的辩论很可能比经院哲学家们更容易受到圣经字句的束缚,而现代诸如福音派、基要主义等最为保守的宗教派别也都是出自新教;最后,新教伦理导致的对实用和功利的高扬确实促进了某些实用科学,但功利化趋向却也使近代科学背离了古希腊自由、纯粹、超功利的科学精神,诱发了技术理性的扩张以及各种现代性危机的产生。

以上的分析并未对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的联系给出任何明确的解释,而更多地只是揭示了其关联的复杂性。联系无疑是存在的,但对于这种联系的考察必须小心谨慎,应避免那些简单地声称某种宗教对于科学特别有利,或者武断地认定某种宗教更为顽固保守这样一些草率的结论。无论是哪一种宗教,对于科学的发展都会同时具有促进和束缚的影响,与其把宗教改革对科学革命的促进作用归功于新教的独特主张,不如说是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本身催化了科学及社会变革的某些进度。

本文主要参考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一书,次要参考书有《基督教会史》、《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及若干科学史著作,或有间接引用之处暂不详注。

2007年1月1日15时51分

羊肉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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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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