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

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

直接说实话:个人感觉不如《美丽新世界》,甚至感觉不如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有意思。当然,书是好书。

我不懂文学方面的评论,或许奥威尔的文笔比赫胥黎更好,但我对此不怎么敏感,反正两书的文字都很好就是了。有人说奥威尔写得更“人本”,洞察人性更深入。而赫胥黎写得太冷。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赫胥黎注重的是表达思想,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并不是很真实鲜活,尤其是“总统”之类的人物,完全是一个“代言人”,更多地只是借他的口表达作者的思路,这些人物和剧情有被“特别安置”的感觉。不过在《一九八四》中,那些“二加二等于五”的变态人格也并不见得有多么真实,人性被扭曲得过于夸张以至于感觉到“做作”。中间讲到《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时“摘抄”的那么长一篇文字,这种书中写书的安排,也显得生硬,不够自然。《美丽新世界》好歹是以一个完整而流畅的叙事来表达其思想的。而且例如奥勃良的逻辑根本令人难以理解,比如说书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要把你彻底消灭掉,使得不论你说的话或做的事再也无足轻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不厌其烦地要先拷问你?”虽然在书中作出了解释,但这个解释怎么看都像是心理变态者的解释,一点都不显得合理。为了恐怖而恐怖、为了拷打而拷打、为了极权而极权——这是心理不变态的人容易接受的吗?既然是“变态”,就难是“常态”,很难能期待这种变态的政权能够维持长期的稳定。

“做作”只是细节问题,最大的差别在于两位作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上,我个人认为赫胥黎的“设计”更为“合理”、也更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首先,最大的问题是,与同是反乌托邦题材的《美丽新世界》相比,《一九八四》所描述的世界不够“可怕”。我之所以竟然说它不够可怕,恰恰是因为那个世界过于“恐怖”了,过于“变态”了。过分的恐怖和变态一方面显得不够真实,另一方面使得那个社会尚不至于令人“绝望”。在《一九八四》的世界中,充满着欺骗、暴力、恐惧、饥饿、压抑。有些东西无论是在怎样的价值观中都很难不是“坏”的,例如欺骗和饥饿等等。历史确实是可能被篡改的,而且如果没有人再记得真相,在无从考证的情况下,假亦真真亦假,历史确实是这样的东西。然而“篡改”的实施者,在篡改的过程中,他确实在进行着欺骗,而且他自知欺骗。既然要主动地篡改真相,至少有一些人是自觉的撒谎者。但在最可怕的社会中没有自觉的撒谎者,在无意识中进行的谎言才是最可怕的。而只要是还有人自知其假,便存在着这样的“希望”——在那些自知造假的人中,总可能会有人良心发现,总有人会希望揭穿谎言。虽然反抗的力量在一般情况下都难成气候,恐怖的统治者拥有强大的压制力量能保证及时控制反抗者。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始终有理由“希望”:一定会有反抗者。因为求真求善求美也是人类理智的内在要求,人类的思维是不喜欢自相矛盾的,即便是用“新语”限制思想,但只要是有语言,人类就能够思考,只要是有思考,就会发自内心地拒绝自相矛盾。2+2不能既等于4又不等于4,无论把语言怎么改变也难以颠覆这些最基本的直觉。甚至某些基本的东西在动物那里都是有效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期:那些参与进行欺骗的人——即便不是每个人,也至少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是非之心是人人皆有的,人的行为要在思维中获得某种确定性,就必须有“是”的观念,相伴随地,也必定有“非”的概念。总之,只要有人主动地从事造假,就一定会有人自觉到“假”的可耻,就一定会有人想要反抗,这个社会就存在着“希望”。更何况,《一九八四》的社会中还充斥着肉体的痛苦、饥饿、精神的恐惧、还有肉欲的压抑等等。“食、色”作为动物的本能,并不是能够轻易消除的,如果强加压抑,压抑得越沉重,可能激起的反抗就越强烈。于是这个恐怖的社会一定潜藏着反抗的因素,而且,这种反抗一旦成功爆发,将是不可逆转的。

或许极权社会的构建十分顽固,统治的强力牢固到了想多夸张就多夸张的地步,以至于任何反抗似乎都是无力的,但它仍旧有“希望”。因为社会的发展好像一个混沌系统,其稳定性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的。即便是再理想的美好的乌托邦的制度,也可能遭到颠覆。就像混沌效应一般,一个微小的反抗力量或许会不可预料地触发一场成功的大革命,再稳定的社会也可能发生动乱。我说社会的“稳定”与“不稳定”,并不是指可不可能发生动乱,而是指其制度本身的稳定与否。举例来说,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姑且这么叫吧。中国古代的制度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都不应该被称作“封建制”,这是照搬西方历史引起的严重误会,中国的官僚制度也并非“极权”,以唐宋时期的成熟形态来看,它的构成是异常复杂的,皇权受到非常多的约束,或许更像是某种“神权政治”……)就是非常稳定的。虽然时而会发生动乱,当权者时而会被颠覆,但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过动乱重新整理而诞生的新政府往往仍然是旧政体的延续。而那些建筑在“疯狂”之上的,依靠不停地造假以及违反人性和自然规律的社会形态则是不稳定的。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好比一个不倒翁,它即便总是在“晃动”,但它也总是能会到原处;而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制度好比一栋摩天大楼,它无论看起来多么坚不可摧、不可动摇,但一旦它真的动摇了那么一丁点儿,它的倒塌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倒塌之后将难以“自发地”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了。我很难相信像《一九八四》那样的一个政权一旦被颠覆,还会建筑其一个几乎一样的政权,就好像法西斯的下台、苏联的解体和文革的结束,是不可逆的过程。动乱时期是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一旦这些靠着“煽情”、“强迫”或“欺骗”维系着的不稳定的政权被推翻——只要不是宫廷内部的政变,就一定会有一个“动乱”的时期,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而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乱世中反而是人们的思想最活跃、最自由的时刻,一定会有人去反思过去的那个疯狂的时代,一旦人们意识到了那个时代的荒唐,便很难会接受一个同样的新政权的出现,人们甚至可能拥护一个与原先的制度正好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新疯狂,但无论如何,那种旧的疯狂不是稳态。

当然,什么社会是“合理”的,什么是“疯狂”的,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承认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合理”的东西的话,那么强迫人们不承认“二加二等于四”就一定是“疯狂”的。这大概是作者的一种夸张的笔法,将现实中的“指鹿为马”之类夸大地进行讽刺,但有时候过分夸张会显得很不合理。虽然我们在前苏联和中国的文革中都能看到《一九八四》的影子,然而这些案例恰恰说明了“虚伪”恐怕坚持不到发展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之时就会被揭破,而一旦捅破,这一个恐怖的时代便会不可挽回地轰然倒塌。《一九八四》这样一个疯狂的、人们在精神上变态而在肉体上饥渴的社会竟能够稳定地存在,听起来像一个奇迹。

真正令人可怕的并不是物质的贫困和肉体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空虚。苦难并不是最可怕的,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希望”。更令人可怕的是根本没有“苦难”,人们不再感到痛苦,就如《美丽新世界》那样。

《美丽新世界》的世界与《一九八四》的世界有许多方面正好相反:例如《一九八四》是“禁欲”的,然而《美丽新世界》是“纵欲”。“禁欲”是压抑,压迫将导致反抗;然而“纵欲”则带来倾泻、释放,最后剩下的却是空虚。用酷刑让人屈服不如用毒品让人屈服来得可怕。现代社会更严峻的问题是哪一个呢?——并不是禁欲过度,而是纵欲过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靠人的贪欲推动的,这已成了资本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对伦理和传统的厌弃和物欲的释放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另外,还有对“科技”的不加反思的崇拜,也是当代社会的一大问题。《一九八四》讽刺的是“极权主义”,但也仅限于政治而已,它描绘了未来一种令人恐怖的政权的可能性,而这种政权过于变态以至于让人感觉它的出现只能是一个巧合,而并没有反映出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向。或许苏联是一个具有《一九八四》趋向的例子,然而应当看到:苏联是一个个例,中国是另外一个个例。造成苏联和中国后来的政制状态的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思潮,而更与俄国和中国本来的文化传统有关。不说革命很难在西欧和北美取得成功,即便取得成功,也很难发展出千篇一律的形态来。奥威尔所谓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显得太过简单,实际情况不会是那么理想的——平衡状态不是那么容易维持的,而只有像奥威尔描述的那样:那三个国家能够始终默契地维持着三方力量的平衡状态,所谓“战争即和平”才可能是有效的,而这一平衡状态的长期维持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奇迹,好像是奥威尔为了使它设计的世界达到平衡而刻意安排了这三个国家。而一旦大国的数目是两个或者四个以上,又或者它们之间的实力不那么平均的话,奥威尔所安排的平衡便再难实现。总之,《一九八四》的世界既不稳定又不现实。就对“极权主义”的讽刺而言,《一九八四》并没有比《动物农庄》有多少新东西。《一九八四》在技术、酷刑以及变态的“哲学”这些方面描写了不少,而动物农庄中的政权却不需要电幕、不需要酷刑,也没有大段的不可理喻的哲学,这些或许使得《一九八四》更为恐怖?但更是使《一九八四》的世界显得更为变态,比动物农庄更不现实。

相比而言,《美丽新世界》的图景更为现实。首先,那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没有苦难、没有残暴、没有恐怖、没有饥饿。也没有自相矛盾——执政者和民众信奉的是同样的东西(或许总统是个例外,但总统这个角色更像是赫胥黎刻意安排的),没有篡改历史——他们只是淡忘历史、抛弃历史,而根本无需篡改。奥威尔将世界描述为一半人连鞋子都穿不上、充满着饥饿、夫妻间的性交都被限制……他认为这些是糟糕的。然而这些虽然糟糕,但苦难正是希望之所在。无论怎样地愚民,怎样地欺骗,温饱和性爱总是人类不可消除的基本需求,连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满足的话,无论怎样限制思想,也总会激起反抗。而只要有“动荡”出现,便意味着社会可能出现转机。而更加糟糕的世界是没有苦难的、充满“快乐”的,民众沉醉在纵欲和娱乐中,只有少数爱智者才会因为思想的空虚而寻求反抗,而更多的懒于反思的人则将陷入沉沦。沉沦于这个“美丽”的世界中的人们将不愿意接受一个贫穷的、苦难的、丑恶的、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即便发生革命(会吗?)又会怎样呢?人们还会留恋那个富足的、安稳的、没有饥饿和苦难的世界,世界总是有回到原来的稳定状态的趋势。另外,“美丽新世界”是社会不停地“前进”的结果,而不像“一九八四”那样,包含着许多所谓的“倒退”,例如“许多长期以来已经放弃不用的做法,……又普遍实行起来。”既然有“倒退”,便有理由预期它很可能还会转回来,最终还会向前发展。而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让人感到“绝望”——似乎那样的世界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点”。是不停向前进步的最终结局。当一切古典文化都被淡忘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这个世界从沉沦中拯救出来,最后的希望可能只剩下人类对“死亡”的永恒的恐惧了,再先进的社会也不能取消这一恐惧。只有存在恐惧,才可能有反抗,才可能有“希望”。

另外,奥威尔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之上。而《美丽新世界》的讽刺远不限于政治,不限于“极权主义”。它还深刻地讽刺了当代人的价值观、以及现代科技的盲目。虽然比《一九八四》写得更早,但在今天却更有现实意义。在技术方面,赫胥黎对科技发展的想象力更为丰富和合理。总的来说,《一九八四》除去政治讽刺以后,就十分单薄了。

当然,虽然我更推崇《美丽新世界》和《动物农庄》。总的而言,《一九八四》还是非常精彩的,值得一读。说它的欠缺仅是与《美丽新世界》比较而言的。

2006年9月20日

最新评论

  • 2006-09-21 09:46:03

    其实关于疯狂的制度的可怕之处,用不着读小说,看一看关于关于肃反运动、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历史记录就足够令人感到警示了。《一九八四》预见地将这些现实中的疯狂以夸张的笔法描绘出来了。不过文学笔法的效果因人而异,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越夸张越能引起触动,而对我个人来说,夸张得显得不太现实的描写反而不如现实的案例来得震撼。在现实发生的那些疯狂中可以汲取的教训足够深刻了。另外,在改革开放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迫切的威胁不再是“极权主义”了(一定程度上要感谢美国的制衡),而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又伴随着媒体文化的兴起(这些是奥威尔的时代预见不到的),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在奥威尔的时代在民众中的高涨的政治热情早已消退,民众不再那么容易“狂热”,相反的问题却是“冷漠”。奥威尔本人作为社会主义者,对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仅仅作为一句口号的曲解和滥用感到深恶痛绝,因此用笔来讽刺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旗号”走向极权主义的做法,然而现在的时代变了,社会主义这一口号不再是被曲解滥用,而是整个名声扫地。更多被曲解和滥用的“口号”则是“科学”、“民主”、“自由”那些概念。总之,奥威尔所警示的那些“危险”虽然永远不会失去意义,但已不再是现时代首当其冲的问题了,现在的情况是即便有人想要借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干极权主义,也起不了多大风浪,因为社会主义这一旗号早已失去了奥威尔那时候的号召力,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也有天壤之别。这些因素使得《一九八四》在今日的警示意义无论怎么说都要比其在一九四八年时减弱不少,然而《美丽新世界》所暗示的那些问题却不仅没有随着这几十年而淡化,反而有日趋严峻之感。这就是我更推崇《美丽新世界》的主要原因,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