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包括对李约瑟问题的随想)

刘华杰:《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这是刘老师较新的一部个人文集,一样是非常有意思,这些书都是当“小说书”读的。

注意到在“文化传统对科学的影响”一文中,刘老师针对席泽宗先生关于“近代科学的兴起于希腊文明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的论点提出了反驳。刘老师指出:“近代科学的产生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知识的积累过程,更可能是一种文化问题。近代科学是有复杂理论体系的…………这是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与古希腊的哲学、中世纪的逻辑和宗教神学都有关系。惭愧地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零星的,尽管数量极多,但它们从来没有组织成一个逻辑上相对自洽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科学不可能再中国产生。”(第159页)

我很同意刘老师的观点,这个话题与上节“科学哲学”课的思考题——科学是否西方文化的独特贡献?中医是否科学?——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在没有了解刘老师的立场时,我也已经表述了我的观点,现在看来我的观点与刘老师是基本接近的——中国古代即便有知识的积累、有先进的技术,但没有理论体系,也缺乏西方式的注重客观和还原的方法,也缺少对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中国古代的“科技”完全是以另一种模式发展的,如果没有外力作用,是难以发展出近代科学的。

好比青蛙和癞蛤蟆的关系,即便说它们之间有再多相似点,癞蛤蟆也不会长成青蛙,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两类。相应地,有些强调中国古代“有科学”或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潜力”的学者希望论证的是,中国“科技”与西方科技是小青蛙和大青蛙的关系,或者退让一点,是蝌蚪与青蛙的关系,即便我们指出再多中国古代“科技”与西方传统有多少差异,他们也可以辩称:虽然蝌蚪与青蛙如此不相似,但蝌蚪长着长着总能长成青蛙的!也就是说,争执的关键并不是中国与西方的相似程度有多大,而是那些差异处是否是本质的。

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恰恰是李约瑟指出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转引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29页)近代科技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这样,李约瑟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难题。按照这种“成套的”说法,问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技,与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是类似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我在高二的论文中已经阐明了观点。简单说来,我认为当我们问“欧洲为何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时,便埋了一个陷阱,好像是说资本主义是欧洲独立生产出来的一样,事实上,只能说资本主义在欧洲首先发生,然而资本主义却是整个东方与西方的共同创造!就好比我们可以说婴儿在母亲的腹中诞生,但是如果以为单是母亲就能创造出婴儿那就错了!

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古代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意思好像是说如果西方不来干扰、八国联军不来侵略,中国自己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其实这是相当天真的。西方能够产生资本主义首先是有其先天条件的因素的,比如说海洋文明的性格、地域差异大(不同地区能生产不同的特产因而贸易得以展开,而中国在一个地方能生产的商品——比如瓷器、茶叶、丝绸,在另外的地方也能生产,因此只需注重生产而不需注重贸易)、重商主义传统、重法制而轻德制等等,在我高中的论文中已写到一些。总之,先天条件决定了西方具备孕育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好比说只有女性才有孕育小孩的基础,而男性再怎么努力也比较困难……有了先天条件的因素,还要后天的诱发,事实上,我以为,没有富庶的东方、没有丝绸之路,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兴起,恰恰是因为东方的强大,才促成了西方商人群体的壮大——东方人不需要西方的商品,而东方的商品却能在西方卖出高价,东方商品的紧俏难以让东方的商人得益——因为东方地域差异小,很难形成垄断,西方人能够以最低的价格买到商品并运回西方谋取暴利。

回过头来再看近代科技的兴起——同样地,首先需要先天条件,也就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一些关键的传统因素;其次需要后天诱发,也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系列的环节,与东方,尤其是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流也是不可忽略的。

这是对刘老师文集的读后随感,好像扯得远了一点,反正想到什么写什么吧。刘老师的杂文可以在这里看: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huajie/essay/essay.htm

2006年2月27日

另外,刘老师在“且慢走向综合”一文中说道:“真理毕竟不是中庸之道,真理将在知性的偏执中发现并得到锤炼。没有知性的洗礼,真理来得来廉价,懒惰而世故的人怎么能够切身体悟。换种说法,真理通过歪理得以表现。鉴于此,我们的科学文化讨论应当切实搞起来,首先找准对手,有来有往,排除干扰,战它数个回合,真理的碎片自然在辩论中呈现。”(第95页)——刘老师对于辩论的重视我极赞同,从去年上哲学导论起我就在“鼓吹”辩论了。不过,更要强调的是“找准对手”,其实也就是“找准问题”。另外,我倒不觉得持中庸之道就不能辩论和锤炼了,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折中立场,更不是你对我对大家对。事实上,中庸之道是对两端的超越,并非简单的“综合”。中庸并非懒惰,真正持中庸之道的人往往不仅不是两头都讨好,而恰恰是两面不讨好,对于偏执的两端都要展开论战,实际上是两头开攻。当然,这些攻击和论战都应当是在学术的而不是政治的氛围下进行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家是欢迎对手的,而批评者越伟大,被批评者往往更加耀眼,这在寒假里提到黑格尔、马克思时已经说过了。其实刘老师本人的立场其实也并不偏执,并且还经常被评价为“温和”、“折衷”(比如黄艾可专访刘老师的那本书)。

2006年2月28日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