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凃纪亮译,杜任之校,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

http://rwxy.tsinghua.edu.cn/rwfg/ydsm/ydsm-qw/j06/000.htm

第vi页另一方面,虽然任何历史概念的范围都受一定对象或现象的限制,但它本身必定包含某种一般的东西。例如,虽然谁也不会怀疑歌德只是个别的人,没有第二个歌德,但是,难道歌德不具有与别人相同的特征吗?难道不利用某些一般的概念也能说明歌德的特征吗?难道历史学家用不着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能科学地评述任何历史人物吗?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或者只采用普遍化方法,或者只采用所谓个别化方法。

第38页
这样一来,我们必须从康德的意义上,也就是从形式的或逻辑的意义上去理解“自然”一词,而不是把它仅仅理解为物质世界。事实上,在这种假设下,认识自然就意味着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如果可能的话,形成关于现实的绝对普遍的判断。也就是说,发现自然规律的概念。

第40页
自然科学在其对分析结果的最终表述中并不考虑到那些只能在这个或那个特殊对象中发现的事物,因此,自然科学即使沿着分析个别事物的道路前进,也能达到普遍的概念。

第50页
有一些科学,它们的目的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一般说来也不仅仅是要形成普遍概念。这就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历史科学。这些科学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标准服装。也就是说,它们想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历史科学如何表述它所研究的现实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这在目前尚不清楚。因为现实本身由于它的不可计量的多样性而不能纳入任何概念之中,又因为一切概念的因素都是普遍的,因此关于个别化概念形成的思想首先显出是有问题的。可是不能否认历史学认为对于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作出表述是它自己的课题,而且人们必须从这个课题出发去说明历史学的形式本质。因为,一切关于科学的概念都是关于课题的概念,而且人们只有从科学为自己设置的目的出发并深入到它的方法的逻辑结构,才有可能对科学作逻辑的理解,这就是达到目的的道路。历史学不愿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普遍化的方法,对于逻辑学来说,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李凯尔特并没有宣称不需要利用某些一般的概念去说明某个个体的特征!李凯尔特所要强调的正是:当我们面对的对象是某个个体,我们采取的个体化的方法正是去描绘它的个性特色,即便是利用那些普遍性特征的目的也是描绘它的个性特色,而最终的结论总是个体的,而不是普遍的。而普遍化的方法则是:我们试图描绘的是尽可能地与具体的个体脱离联系的普遍性质,即便是从个体出发的“分析”,最终我们希望得出的结论也是普遍的,在其中我们将尽量避免看到个体的影子。当然,没有一门学科只采用普遍化方法或只采用个别化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李凯尔特也早作过明确,但方法的互相渗透并不意味着不可能用这两种方法作为这两种科学的区分。要想区分两个领域或范畴,有些两者兼具的量度如果是界限不明的,仅仅是表现出某种倾向性的差异而不是决定性的区分时,显然难以将其作为定义两者界限的概念。但是,不能把这种困难绝对化,有些概念即便仍是在两者间互相渗透的、无法截然分明的,也仍然可能作为定义两者之区分的量度。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来说——“高个子”和“矮个子”这两个概念是没有明确的界限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说高个子和矮个子的任何区分都是完全无意义的,为了让高个子和矮个子的概念变得明确,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以哪种或哪些量度或特征作为区分两者的衡量。我们看到,比如“体重”,这个量度在所谓的高个子的人与矮个子的人间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高个子往往比矮个子更重;当然,“身高”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性(由于高个子的人和矮个子的人是互相渗透的,所以相对于一个环境下的“高个子的人”也不必定比某一个“矮个子的人”身高的量度更大)。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体重”作为区分高个与矮个的量度呢?显然这是荒谬的,人们都知道用“身高”来衡量高矮!对于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也要注意这些问题——首先,尽管科学与非科学是互相渗透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不存在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分,更不能因为在科学中不可能排除非理性或者某种社会建构就简单地说非理性或社会建构是科学的特性;其次,也要注意并非只要是表现出显著的倾向性就可以作为区分科学的量度,比如宽容、怀疑、信仰等等概念,如果仅凭据“科学往往是……”便将某些特征归入科学,则有“将体重高归入高个子的特性”的危险。李凯尔特这里的“普遍化方法”及“个别化方法”,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方式,不过要注意的是,首先,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乃至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当然要比区分高个子与矮个子复杂得多,并不是用某条单一的标准便能分辨的;其次,这些区分同样不能给出一条明确二分的界线,李凯尔特也始终没有忘记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之间的互相渗透及其“中间领域”。李凯尔特试图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在“逻辑学”的意义上作出区分的目的,关键是希望双方对自身的特征和疆界(尽管边界是模糊的)有一个清楚地体认,这与康德为知识和为宗教设定界限的精神是一贯的——不知道自己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便容易陷入迷茫或误区,只有明确自己才可能健康发展。

第viii页
他认为价值是超验的,是经验的认识不能达到的,“它们往往在主体和客体之外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李凯尔特:《论哲学概念》,载于《逻各斯》1910年第一卷,第33页)可见,他所谓的“价值”原来是某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秘莫测的东西,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与我们所说的价值根本不是一回事。

第21页
价值(wert)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富(Güter),以便使文化对象作为富有价值的现实同那些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并且可以撇开现实性的价值本身区别开来。…………但是,对于使现实变成文化财富并且由此是现实与自然区别开的那种价值特性,我们还必须作如下的补充。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

第25页
因为价值只能被具有心理的人所评价。……但这并不能证明通过自然和精神的对立所作的科学分类是正确的。由于心理生活本身应当被看作自然,因此心理的纯粹存在毕竟还没有构成文化对象,从而不能应用于给文化概念下定义。

第78页
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但是,价值是与现实联系着的,而我们在此以前已知道其中的两种联系。首先,价值能够附着于对象之上,并由此使对象变为财富;其次,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

////——译者说李凯尔特的“价值”“与我们所说的价值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所说的“价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在李德顺80年代末写《价值论》之前,“价值”问题长期是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忽视的,当然,马克思本人对于价值论也没有太多直接的探讨,在这里译者信心满满地说的“我们所说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令人好奇。我们还是放平心态来看李凯尔特所说的价值是怎么回事吧——应当说,李凯尔特在这里的“价值”概念的定义确实是比较模糊的,不过它的一些特征倒是挺清楚的。首先,价值不是“现实”(78页),但它又不呢撇开现实(21页),价值既不是物理现实又不是心理现实,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但李凯尔特的价值并不神秘,更不是虚构,他简直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运用“价值”一词的!——很显然,我们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拒绝接受德国王位”这一事件对于文化是有某种历史价值的(具体是好还是坏不是历史学的问题),而“给他制作外衣的裁缝虽然也同样是真实的,但在历史上确无关重要”,他的裁缝做了什么这些事件没有价值——尽管对价值好坏的评价是有争议的,但对于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却是比较能取得公认的,说某事某物有价值其实并不是说价值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说有这价值有没有意义,而这一问题通常是非常直观的,以至于没有较真的必要。要知道这部著作主要探讨的是科学的分类以及历史哲学,而不是在探讨价值论,就好比说我们在认识论的讨论中可以对究竟什么是“认识”这一问题纠缠不清,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其它场合宣称“我认识许智宏”这句话时,我的表述的精确性,如果由于在认识论上过于投入以至于看不懂“我认识许智宏”这句话的意思,这便滑稽得有些讽刺了。当然,“价值”一词究竟如何理解,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在这里李凯尔特已经指出了“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对象之间,在主体的评价活动中体现,这其实是与马克思的实践的价值观相合的,然而无论怎样进一步地探讨,都并不妨碍我们对于李凯尔特这里所指的价值的理解。另外,对于能否用是否具有价值来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我持保留意见,但是这种想法显然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viii~ix页
还应当指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也不是像李凯尔特所说的那样不对历史事件作任何评价。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总是或明或暗地表现出作者的阶级立场,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是从李凯尔特的所谓“价值”观点去挑选材料而又不对历史事件作出评价。

第79~80页
这样一来,那就显然可见,在历史上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事件,不仅包括那些促进文化财富得到实现的事件,而且包括那些阻碍文化财富得到实现的事件。只有那些纯粹异质的、与价值没有联系的事件才作为非本质的事件被排除掉。这个情况已经足以表明,说一个对象对于价值、对于实现文化财富具有意义,这决不是意味着对于这个对象作出评价,因为评价始终必须或者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虽然现实的基于价值联系的意义是无可怀疑的,但对于现实具有肯定的价值或否定的价值,这却是有争论的。例如,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来说可以不必对法国革命对于法国或欧洲有利或者有害这一点作出决定,这是一种评价。…………当历史学提出赞扬或责难的时候,它就超出了它作为一门关于现实存在的科学的范围。因为赞扬或责难只有借助于一种其有效性已得到证实的价值标准才能站得住脚,而这不可能是历史学的任务。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由于这个缘故就想禁止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事件采取评价的态度,甚至也许没有一部有意义的历史著作是完全不作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的。所要强调的只是:评价不属于历史概念的形成这个概念;反之,只有通过与作出指导的文化价值的联系,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或意义才能表现出来。这种重要性或意义同事件的肯定评价或否定价值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个别化的概念形成在逻辑上成为可能,并不是可以不要与价值的理论联系,而是可以不要实践的评价。

第81页 我曾经强调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拒绝接受德国王位,这在历史上是本质成分;反之,给他制作外衣的裁缝虽然也同样是真实的,但在历史上确无关重要。

第85页
最后,为了避免误解,必须明确地把历史发展与进步概念区别开,而这又要借助于评价和价值联系的区别才能作到。与历史的发展相比,纯粹的变动系列包含得太少了,而进步系列又包含得太多了。…………但是,由于历史学并不探询价值的有效性,而仅仅考虑某些价值事实上被评价这一事实,因此历史学科一部对一个变动系列是进步抑或是腿部这个问题作出决断。由于这个缘故,进步概念属于历史哲学,它从体现在历史事件之中的价值的观点去说明历史事件的“意义”,并对历史是有助于价值或者不利于价值这一点作出判断。这种历史哲学的叙述在多大的程度上可能成为科学,在这里仍然暂时不谈。经验的历史叙述是拒绝作这样的判断的。就历史这个词的专门科学意义来说,任何一种判断都是“非历史的”。

////——李凯尔特已经明确指出:“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由于这个缘故就想禁止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事件采取评价的态度,甚至也许没有一部有意义的历史著作是完全不作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的”(80页)李凯尔特的用意不在于禁止对历史的评价,而是要明确这一点:“评价”无论如何并不属于历史科学!李凯尔特对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设立了明确的界限,但历史学家并不仅仅是科学家,就像物理学家们可以发表他们的形而上学观点,并且这些形而上学观点及信念对于他们的科学探索而言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我们需要明确哪些不是科学。对历史的评价显然是重要的,但却不宜成为科学的职责!至于历史学家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的所谓“阶级思想”,这与我前几天讨论的话题类似——“真空”总不可能是绝对真空的,总有这样那样的杂质,甚至于抽取杂质的过程本身也同时可能带进新的杂质,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抽取真空的努力方向是错误的。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诚然不可避免地带着阶级意识,但绝不可能据此就认为刻意往里增加阶级意识反而是正确的。当然,李凯尔特的“文化价值”是否带有阶级性,这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不能往里吹气来抽真空、不能沾着黑颜料来刷白墙。带有“评价”的成见而进行历史研究,这种态度已经对新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带来太多的混乱了。

第x页
李凯尔特在断然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还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党派政治的产物”,他说,唯物史观“根本不是一种经验的,与价值相联系的历史科学,而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哲学”,…………李凯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曲解,在资产阶级哲学家中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正是像他这样借口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诽谤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的产物;借口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诽谤历史唯物主义是某种低级的东西;借口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诽谤历史唯物主义是所谓“经济的历史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由于具有这些观点,才成为一门远远高于一切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真正科学。

第100~102页
在那些以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科学中,普遍概念将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只要把这些运动孤立起来看,那么在这里所考虑的事实上往往只是群体(Massen)。因此,对这种文化科学来说是本质的成分,通常是与有关的普遍概念的内容相一致的。例如,在一定民族里,在一定时期中,农民或者工厂工人的历史实质是相当准确地同一切单一事例的共同之点相一致的,因此能形成它们的自然科学概念。在这里,纯粹个别的成分可能退居次要地位,而对普遍的概念联系的确定则占了最重要的地位。此外,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那种把历史科学变成普遍化的自然科学的尝试往往是与那种认为历史基本上就是经济史的论点紧密相联的。
但是,这里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出,这种企图把历史仅仅当作经济史,因而当作自然科学的作法是如何没有根据。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作法是建立在一条完全随心所欲地选择出的区分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的原则之上,而且从起源上说这条原则之所以受到偏爱应当归因于一种完全不科学的政治的党派偏见。在孔多塞的著作中就能找到这条原则,而所谓唯物史观(它只不过构成这整个发展趋向的顶点)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唯物史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愿望。由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理想是民主主义的,于是形成了一种倾向,即认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是“非本质的”,只有那种来自于群众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历史写作是“集体主义的”。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或者从被理论家们看作属于群众的观点看来,所考虑的主要是一种多半是动物的价值,结果只有那种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事物、即经济生活才是“本质的”。因此历史也是“唯物主义的”。这根本不是一种经验的、与价值相联系的历史科学,而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哲学。而且,在这里所假定的绝对价值起着如此大的决定性作用,以致那种对绝对价值来说具有意义的事物变成了唯一真实的存在,因而经济文化之外的其他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反映”(“Reflex”)。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种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从形式方面表现出柏拉图唯心主义或概念实在论的结构,价值被表现为一种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的现实的东西。区别仅仅在于肚子的理想代替了脑和心的理想。“理论家”拉萨尔甚至向工人们建议,要他们把选举权看成是肚子问题,要他们用肚子的热量在国家机体的各个部分中循环,因为没有任何能与它长期对抗的力量。毫不奇怪,从这种观点看来,人类的全部发展归根到底被看作是“为在食糟旁边占得一个位置而斗争”。
人们一旦明白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依据的价值观点,那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历史著述是主张什么样的客观性。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毋宁说它是党派政治的产物。无庸争论,历史学家们在以前也许是很少注意经济生活的,而经济史作为一种补充的考察肯定是有其价值的。但是,任何试图把一切现象同那被当作唯一的本质成分的经济史联系起来的作法,必定要被归入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随心所欲的历史解释之列。

////——李凯尔特并没有否定从经济基础及从群众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并且认为以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是“文化科学”,然而如果把某一个视角绝对化作为唯一的视角,或者带着某种评价的成见的有色眼镜去读历史(这种态度的典型成果就是现今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凡历史人物和事件“非敌即友”的简单化)。当然,李凯尔特对于马克思或许是有许多误解的,但这些误解不会比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误解更严重。再多的敌人也不会搞臭搞坏某个理论,恰恰相反,敌人越是伟大,则越能体现其生命力,一种思想在应对批评及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将会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而有可能搞臭搞坏乃至搞死一脉思想的,只可能是其后继者。马克思的历史观应该是相当深刻的,但其后继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却急需反省。

第9~10页
诚然,康德通过他的“在所规定的范围内”纵然不是为了在专门科学中,那也是在哲学中结束了自然概念的独霸地位,这就是说,他也在理论上把自然科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启蒙运动时代运用于历史的文化生活时在实践上必然会遭到彻底的失败——从一种自以为绝对合法的地位下降到一种相对合法的地位,从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限制于专门研究。不过,自然概念通过这种限制只能使它的界限变得更加确定,使它更加清楚地易于理解;而这一点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即便有某种落后的哲学企图重新把这个概念带到独霸地位,在自然的专门科学中也不会因此再受到很大损害。对于专门科学来说,自然概念在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人们由于这样地缩小自己的视野——这种缩小使人重新用陈旧的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来代替认识论的观点——所得的恶果,最多只不过是使许多自然科学在对付最一般的理论(例如原子论或唯能论)中出现的某些困难时,表现得无能为力,确乎令人不愉快的是:现在依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他们当听到有人说推动科学的不仅仅是他们,便似乎觉得受了委屈,然而,在其他方面,甚至一种并非完全有根据地认为自然科学思想是唯一正确的信念,也有助于使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意识到自己的崇高意义,从而获得工作的兴趣与活力。…………(……那么自然科学就因有一个坚固的传统而欣慰。……第11页
对于经验的文化科学来说,无论如何直到如今还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

第14页 由于科学既可以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角度,也可以从它所采用的方法的角度而相互区别,因此,既可以从质料的观点,也可以从形式的观点来对科学进行分类。

第30页
经验的现实证明自身是一种忙无边际的杂多,当我们愈益深入到这种杂多之中,并开始把它分解为它的各种单一部分时,这种杂多便显得愈益庞大,因为现实的一个“最小的”部分所包含的内容比任何一个有限的人所能描述的要多得多,而且他从其中纳入自己概念之中、从而纳入自己的认识之中的东西,与他必须舍弃的东西相比,简直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必须用概念去反映现实,那么,我们作为认识者就会面临一个原则上无法解决的任务。因此,如果任何一种迄今所做的事情一概都可以要求成为知识,那么对于内在的真理概念来说在这里也确乎必须是: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与现实本身相比,认识总是一种简化。

////——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这是有点道理的,当然我保留意见。

第32页
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只要这一点能够做到,也就可以把现实称为理性的。只是对于那种想要反映现实而不改造现实的认识来说,现实才始终是非理性的。

////——自然科学的认识确实可以说是将异质的连续性的现象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异质的间断性的过程,然而这种改造的努力是否是接近和揭示自然的本质的努力,我不能说什么,对此保留意见。

2006年2月11日

最新评论

  • wellyu
    2006-09-18 1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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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李凯尔特是将普遍化的方法与个别化的方法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但是,并不是说像凃纪亮所作的译者前言中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辨证关系。如下: 
      
    “第vi页另一方面,虽然任何历史概念的范围都受一定对象或现象的限制,但它本身必定包含某种一般的东西。例如,虽然谁也不会怀疑歌德只是个别的人,没有第二个歌德,但是,难道歌德不具有与别人相同的特征吗?难道不利用某些一般的概念也能说明歌德的特征吗?难道历史学家用不着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能科学地评述任何历史人物吗?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或者只采用普遍化方法,或者只采用所谓个别化方法。” 
      
     李凯尔特是从现实的“茫无边际的杂多”,以及现实的“异质的连续性”出发的。对现实作出同质的连续的概括,如数学其实是观念的构造,根本不是对现实的认识。而另一种对现实的理性化是将“异质的连续性”转化为“异质的间断性”,及对其个体的差异性的认识,如历史学的认识。 
      
     普遍性的认识对于历史学来说只具有非常次要的辅助性意义。其根据就是,普遍性的认识永远无法穷尽现实的“异质的”、“杂多性”,总有不能普遍化的内容。所以,虽然在两个极端有许多中间领域,但是这极端的对立还是不能相互转化的,而中间的领域只是学科意义上的中间领域,是或多或少同时使用这两种形成概念的方式。因此用“高个子”和“矮个子”这个比喻就不是合适的。 
      
     凃纪亮正式认识到了李凯尔特对与普遍性和个别性进行了截然对立的划分,所以他才从二者的辨证统一上对其进行的批判。由于这两个人对于现实以及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的基本看法不一样,因此,凃纪亮的批判并没有对李凯尔特的理论造成伤害。

  • 2006-09-18
    19:17:09
    [回复]
    于兄说得不错。不过对于所谓“中间领域”,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要知自然科学绝不仅是数学和物理学,介于数学和历史学之间有许多是货真价实的自然科学学科,例如生物学、医药学、气象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等,这些学科不是自然科学吗?是文化科学?然而这样一些“自然科学”中,却不能像物理学那样达到如此的“普遍性”,如何看待这些学科?更如心理学、人类学这些较为暧昧的学科,事实上明显就是介于普遍化方法和个别化方法之间的学科,无论是只偏重普遍化还是只偏重个别化,对这些学科而言都是不合适的。所谓“学科划界”问题,首当其冲的绝不是物理学,也不是文史哲,而是像心理学、人类学这些“中间”学科的地位问题。高个子和矮个子的比喻在这里提示的是:数学和物理学毫无疑问是高个子,历史学明显是矮个子,但心理学之类的就搞不清楚了,但不能因为中间部分的地位不定,就干脆忽略两头之间的差异了。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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